“丝绢”在明代是常见税收款项，农桑丝、夏税丝、人丁丝是其中的三种主要名目。隆庆四年(1570)，丝绢摊派在徽州府引发纠纷，①歙县与徽州府的其他五县(包括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以下简称“五县”)因人丁丝绢从何而来、为何征于歙县田地等问题而相持不下。时值条编法在徽州府推行，这场争端最终在各县正额与加派的均平中结束，②关于丝绢税由来演变的问题，当时并未解决。③20世纪以来，梁方仲、黄仁宇在相关研究中论及以上三种名目，④但几项丝绢税区别如何，在赋役改革进程中如何增损，又如何合并？它们属于田赋，还是徭役？丝绢征派的变化，反映出明代赋役制度变迁的哪些特点？这些问题仍有待说明。本文试对人丁丝绢以及明代赋役制度中的丝绢征收做一阐释。 一、明代丝绢税的基本制度 明代丝绢税制的复杂性，与宋元以来丝绢征收政策的南北差异密切相关。宋金对峙时期，南北方丝绢制度就不相同，元代赋役制度延续了这种南北异制。在北方，耶律楚材等人在灭金之初沿用金朝制度，规定：“汉民，除工匠外，不以男女，岁课城市丁丝二十五两，牛羊丝五十两，乡农身丝百两。”⑤元太宗八年(1236)，又将草原分封与中原制度相结合，在腹里地区仿照租庸调之意，规定每二户出丝一斤输于官，五户出丝一斤输于本位(即投下)，是为“二五户丝”之制。⑥在南方，元朝延续南宋税制，征收夏秋两税，丝绵布绢随夏税征收，称为夏税丝绢。户丝之法在江南推行时改为征收户钞。《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初，世祖平宋时，除江东、浙西，其余独征秋税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请，命江南税粮依宋旧例，折输绵绢杂物。……成宗元贞二年，始定征江南夏税之制。于是秋税止命输租，夏税则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其所输之数，视粮以为差。”⑦洪武《苏州府志》记载当地在元代“行经理之法，计亩起科”，夏税征丝22495斤。⑧ 明代赋税制度以南宋的夏秋两税制为基调，但在向北方推广的过程中，又呈现出若干元代南北异制的特点。就丝绢税而言，表面看来，全国各地丝绢税都被列入夏税项下。据《诸司职掌》所记洪武年间夏税征收情形，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广东、广西六布政司，庐州、淮安、扬州、安庆四府，以及滁、和二州没有丝绢输纳外，其他各地丝绢均以“绢”为名，列于夏税之下。⑨但从方志记载来看，南北方夏税丝绢的实际派征办法并不相同。 明代北方地区仍保留向户与人丁科丝的做法，故又称为“人丁丝绢”。据实录记载，洪熙元年(1425)，“保定府完县民六百余人诣阙言，今夏久雨，田苗多灾，岁纳盐粮、丁绢、刍豆乞蠲免。”⑩又据弘治《重修保定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保定应征人丁丝折绢2796匹，(11)这证实了明代前期北方丝绢征收以人丁为对象。正德《大名府志》记载这项赋税的征派科则为“每男子成丁者，科丝绵一两”。(12) 南方地区的丝绢税是计亩起科，属于田赋。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当地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年，1365)改科，于歙县轻租民田地科丝补麦，以丝绢代替粮食作为田赋的支付手段： 国朝戡定之初，犹据郡志所载元初旧则，以田亩起税钱，以税钱科税粮。至乙巳年中书省查勘本府钱粮，为见癸卯、甲辰两年册内花户田粮增减不同，行拘本府并所属州县首领官、吏贴、书算人等到省，委自本省照磨帖木儿不花监督查勘，攒造归一得实文册……内有歙县元科丝绵折麦，则比各县一例起科，夏麦比附元额亏欠正耗脚九千七百余石，合将本县轻租民田地三千六百四十六顷，每亩科丝四钱，补纳元亏麦数。(13) 按照府志的说法，至正二十五年以前，歙县原有丝绵款额折麦征收；自至正二十五年起，歙县比照各县科则调整起科办法，需在3646顷田地上派征丝绵，以填补夏麦与原额相比9700余石的差额，这部分计亩起科的丝绵其实属于田赋，其性质不同于北方计丁起科的丝绵。 在夏税丝之外，明代还制定了劝课农桑的专门制度，称为“农桑丝绢”。据《明实录》记载，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五年下令：“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使出绢一匹……”(14)即通过要求百姓在不可为田的土地上种植桑麻或其他适合生长的作物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并对这些土地薄征租赋。(15)作为面向全国的政策，不产蚕丝、明初不征收夏税丝绢的地区，也循例征收农桑丝绢。正德《大明会典》中有关弘治十五年农桑丝绢征收数目的记载清楚体现出了这一点(见表1)。此外，嘉靖《邓州志》记农桑丝绢征收方法为“官桑每株科丝陆分、绵陆厘，民桑每株科丝三分、绵三厘”；(16)嘉靖《惠安县志》记为“每亩四十株，科丝五钱，每丝一斤四两，成绢一匹”。(17)在原则上，这部分丝绢应按照桑株数目或种植桑树的土地单位起科，各地据此报数，遂成定额。(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