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展速度及其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在主观方面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即政府与企业家。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先天不足，明治维新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变革方式。这使得当时的日本政府有可能充分利用国家的经济职能，亲自承担发动工业化的重任，但是民间企业家的作用并没有因此而降低。事实上，从日本工业化的整个过程来看，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获得成功，经验就在于政府和企业家都能够各尽其职，在充分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两者紧密配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政企协调的工业化组织体制。 日本工业化的组织体制是一个很值得发展中国家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其形成与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生成条件和过程以及阶级构成有着直接的联系。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对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出身、价值观念、活动方式做以下介绍和分析。 日本工业化组织体制形成的阶级基础 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企业家中，武士阶级出身的人占有不小的比重，因此日本经济史学界有许多学者认为，可以把武士阶级看成是日本工业化的主导阶级。但是按照下表所做的具体统计，与政界和文化界上层人物的阶级构成相比较，武士阶级出身的人所占比重为23%，大大低于政界的91%、文化界的70%。所以也有不少的日本学者认为，把武士阶级当作工业化的领导阶级并不妥当，而应该重视企业家出身的多样性，没有必要仅限于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去寻找和断定工业化的主导阶级。显然，仅就数量而言，也许很难对后一种观点加以否定。但是笔者认为，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有以下几点是不容忽视的。 明治时期上层人物的出身百分比 父辈的封建身份 占全人口比率 占产业界比率 占政界比率占文化界比率 公卿·大名 0.007 0 12.03.0 武士6.0 23.0 79.0 67.0 （下级武士） （2.4） （8.0） （38.0） （13.0） 平民 94.0 77.0 9.0 30.0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实数 3300万人 189人 84人 100人 不明20 0 资料来源：作道洋太郎等著《日本经营史》第137页。 1.政界绝大多数的上层人物出身于武士阶级，这清楚地说明了武士阶级在明治维新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明治维新之后，政府不仅制定了实行资本主义变革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措施，而且还从民间企业家力量薄弱、一时难以单独承担工业化重任的实际出发，决定直接参与企业活动。政府首先接收了幕府时期的藩营企业，投资兴办了一些新的官营企业，这些企业活动不仅弥补了由于经济体制突然转变而产生的空白，而且给民间企业积累了建立和管理近代企业的经验。显然，明治政府在工业化初期所具有的这种一身两职的特殊性格足以说明，政界人物的阶级构成状况既反映了武士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同时又间接地说明了他们在社会经济和企业活动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2.日本的工业化过程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引进西方产业和技术的过程。日本工业化的这一基本特点决定了明治时期企业家的产生和发展所面临的条件和环境与西方先进国家有着截然的不同。也就是说，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机遇，不像在西欧国家那样产生于传统手工业向机械化大工业的过渡之中，而是产生在移植西方产业和技术的过程中。而武士阶级是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唯一的知识阶级，他们通过书刊对西方文明早有一定了解，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本人或是子弟具有留学或考察西方先进国家的经历，因此，相对于其他阶级而言，武士阶级出身的人更具有成为近代企业家的有利条件。他们虽然属于少数阶级，在日本总人口中的比重仅为6%，但在企业家中的比重却远大于此，而且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这一比重仍在持续上升。据有关统计，到1920年时，在企业界上层人士中武士阶级出身企业家的比重已上升到37%。企业家阶级构成的这一变化无疑说明了武士阶级在日本工业化中所占居的地位是其他阶级所不能代替的。 3.在江户时代，武士阶级隶属于封建统制阶级，他们享受奉禄，游离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和流通过程之外。但是另一方面，武士阶级作为唯一的知识阶级在社会文化和意识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那种忠君思想和牺牲精神对其他阶级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明治维新之后，社会制度的变迁虽然使武士阶级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但是日本受制于西方强国的历史背景又为武士阶级的忠君思想向国家观念的转变提供了条件，使他们有可能摆脱自身利益的束缚，顺从工业化的需要，做出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选择。所以，在武士阶级出身的企业家看来，经营企业是国事，而不是个人的谋生之计。这样，“恢复商权”、“夺回市场”便自然地成了企业经营的一个宗旨。显而易见，这种国家主义色彩鲜明的经营理念无疑为政企协调的工业化组织体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指导者型企业家的出现及其特点 按照明治时期企业家演变和形成过程以及在工业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可以把明治时期的企业家划分为三种类型：指导者型企业家、政商型企业家、通常型企业家。所谓指导者型企业家是指一些在成为企业家之前曾在明治政府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在成为企业家之后，其从事的企业活动又在民间企业中起到了带头和组织作用的企业家。显然，与西方国家的企业家相比较，指导者型企业家的存在是一个值得注目的现象，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日本企业家形成因素的多样性。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治国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日本实行了地税改革，废除了身份制度，取消了武士奉禄，撤消了交通管制，等等。应该说这些改革为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和环境。但是，由于这些改革对于当时的日本社会来说是突如其来的，并触及了原有既得利益阶级的利害，因此在短时期内无法避免地引起了社会动荡、彷徨和一部分人的反抗；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所需条件的形成虽然有了制度上的保障，但本身尚待发展。特别是那些已经积累了一定货币和财富的人，有许多还难以立刻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不知怎样实现自身向企业经营者的转变，在观望和等待。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在突发性的经济制度变革之后，明治政府对工业化的发动与民间对工业化的呼应之间存在着断层，而要添补这一断层，把工业化的方针迅速地转变为民间企业家的普遍行动，就需要有一种能够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两者能够互相沟通、理解和配合的人，而指导者型企业家的出现正好适应了日本工业化发展的这一客观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