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共北京市委（以下简称北京市委）经过长期调查研究，提出和确立“高精尖”工业发展方针，努力推进“高精尖”工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北京工业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本文着重分析当时北京提出和确立“高精尖”工业方针的历史背景、实施措施及取得的成效，并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北京提出和确立“高精尖”工业发展方针的历史背景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工业经过“一五”和“二五”时期的较快发展之后，提出和确立了“高精尖”的工业发展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大跃进”时期，北京工业高速发展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迫使北京市委对工业发展问题进行反思 北京解放之前，工业企业很少，技术装备落后，生产水平很低。解放以后，为了完成从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目标，北京工业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时期的建设，至1957年年底，“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3亿多元，比1949年年底的1.7亿元增长12倍。现代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74.3%”。[1]许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生产规模有了很大发展，如新建了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北京电子管厂、北京有线电厂、第一汽车附件厂等企业。从1958年开始，北京的经济建设进入“二五”计划时期。同一年，“大跃进”运动兴起。1958年6月，北京市委制定了《北京市1958—1962年工业规划纲要》，提出“动员一切力量，苦战三年，大干五年，把首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的口号，[2]全市出现大上工业的高潮。1960年，北京工业总产值达到93亿元，比1957年的21亿元增加3.4倍[3]。虽然工业高速发展，但工业企业片面追求高产量，“三高”（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率）并举变成“一高”（高产量），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许多企业放松了管理，积压、滞销、残次产品增多；工业实行“以钢为纲”，投资重点转向重工业，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尤其是上了一批耗能大、用水多、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而轻工业投资比重少，造成了工业结构失衡、污染增加、工业挤占农业劳动力等现象，迫使北京市委对工业发展问题进行反思。 （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这就要求北京压缩和调整工业基本建设 “二五”计划时期，北京工业基本建设增长迅速。仅1958年，全市工业基本建设总投资计划安排16.4亿元，项目126个。其中，投资在500万元以上项目达53个。[4]1958—1960年三年中，北京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一五”计划期间投资9.3亿元的215%。[5]大规模的工业基本建设虽然促进了北京的工业发展，但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基本建设项目安排过多，超过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承受范围，加上基本建设计划变动太多，不能集中力量进行建设，分散了国家建设资金和材料，不能很快发挥投资效果，造成了不少浪费和损失。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工业生产上强调提高产品质量。9月15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为了有效地进行调整工作，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必须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必须退够；在必须前进和可能前进的地方，必须积极前进”。[6]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大力压缩工业基本建设的精神，对北京市工业发展方向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三）北京市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由“高大精尖”转向“高精尖”工业发展方针 “大跃进”之后，北京市委在初步分析北京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后，于1960年2月在北京市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北京工业应当向“高大精尖”的方向发展。[7]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北京市委对工业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根据工业调查研究情况和发现的问题，1961年3月，北京市委制定了《关于加强工业交通企业领导与管理工作的指示》（简称“北京工业十五条”），要求采取措施压缩基本建设战线，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进一步向“高大精尖”进军等。1961年8月中央庐山会议前，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在怀柔和顺义进行农村调查以后，随即调查工业，同工厂的干部职工就北京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和今后的方针进行了广泛的座谈与研究。彭真提出：北京的工业要实行精兵主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并多次强调，要用客观上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产品质量。[8]刘仁和北京市委其他领导以及一些参加座谈的企业领导都同意这个意见。大家认为，北京工业经过恢复和“一五”计划及“大跃进”，已经打下了相当基础。但是，多数工厂是“三新”（设备新、工人新、企业领导班子新），企业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产品质量水平总的看是不高的，而工人却招得过多了，城市人口增加过快了，必须集中力量来解决；北京拥有强大的技术力量，可以走出一个“不是求大，而是求高”的发展途径。10月，北京市委召开工作会议，根据庐山会议的精神，制定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指示的若干措施》。会议进一步明确“北京工业今后发展的方向是精兵主义和精品主义。精兵主义就是人的觉悟高，技术高，生产管理好，技术装备先进，劳动生产率高，以最少的人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精品主义就是全面提高产品质量，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重工业还是轻工业，大产品还是小产品，都是提高产品质量，精益求精，并且成本低廉。一部分企业向高级、大型、精密、尖端产品进军，攀登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从全市来看，中心问题是提高质量，扩大品种，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而努力”。提高质量、扩大品种，包括所有产品都要严格地按照质量标准生产和发展新技术、高技术产业两层意思。“精品主义”这个词不能确切地反映这两层意思，同时，“高大精尖”的“大”字，也不适合北京的情况。因此，后来没有再用“精兵主义”、“精品主义”这种提法，“大”字也不强调了，而概括为“高精尖、质量第一”，果断地把原来发展工业的“高大精尖”方针，调整为“高精尖”，不再提“大”，实际上是要收缩规模过大、不适合首都城市发展的工业，坚决压缩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规模。这说明，确立发展“高精尖”工业的发展方针以及“把提高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把提高技术水平、发展新技术、高技术产品作为重要任务，在提高质量和提高技术的基础上争取工业高速稳定的发展”，这是北京工业发展方针、发展方向的一个转变。[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