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首部《教育学史》(Geschichte der P
dagogik)在德国出版。截至2015年底,共有55部德语的《教育学史》问世。一百七十余年来,德国的教育学史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其研究模式与陈述模式发生了怎样的演变?这些发展与演变,又该如何被呈现?国内曾有研究者简要介绍过德国教育学史的发展状况,也有研究者在论述德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史时,提及若干《教育学史》著作,但鲜有深入的整体性。 为解答以上问题,本研究在时代与情境的变迁中,以研究模式和陈述模式的演变为重心,对德国《教育学史》的著作史进行考察,尝试从一个侧面勾勒出德国教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供国内教育学研究者参考。 一、兰克史学观的影响与“教育学史”的创立(1843-1870) 18世纪下半叶,启蒙运动在德国不断深入,泛爱派教育实践如火如荼,学校教育得到官方推动,师资培训需求持续增长,教育学讲座兴盛于象牙塔内。这些共同推动了德国教育(学)著作的大量出版与广泛传播,进而产生了描述和总结教育学发展状况的需求。同时,提倡据事直书,客观呈现史实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史学研究方法论影响极广。在此背景下,第一批“教育学史”著作应运而生。 (一)史上第一部“教育学史” Karl Ludwig Georg von Raumer(1783-1865)的《教育学史——从文艺复兴至当代》(1843-1854),是第一部以“教育学史”命名并公开出版的德语著作。[1] Raumer并未将教育学史与教育史区分开来,其《教育学史》,根据课堂讲义编订而成,更类似于一种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的结合体。在内容结构上,以文艺复兴为起点,前两卷按时间顺序论教育和教育思想的发展史;后两卷则是专题研究,分别涉及学校、家庭、教学、女童教育和德国大学的历史及其现状。 在论述教育和教育思想发展史的前两卷,Raumer采用了以杰出人物为中心的研究模式。他首先论定,教育学史研究的任务是呈现历史上的教育理想和教育方法。他指出:“教育学史必须以教育理想(Bildungsideale)和教育方法为着眼点,教育理想让人们能把握时代的发展方向,方法则涉及每个时代的教育学如何根据教育理想来教育后代,以及如何在年轻一代身上努力实现这种理想。”至于该如何呈现并把握这些教育理想和教育方法,他将研究焦点转向它们的载体。“一些杰出人物承载了这些教育理想,即便他们中的部分人并非教育学家,但也曾对教育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比如Martin Luther、Philipp Melanchthon等人,他们对其时代的大众影响深刻,也可被称为是教育家。因而,通过对这些承载着“教育理想”的“杰出人物”的研究,可以实现把握教育理想和教育方法的目的。 据此,Raumer为其教育学史研究定下准则:“呈现那些杰出的典范,并予以较高的评价。”遵循这一准则,他将教育学史研究的对象定位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比如Dnate Alighieri、教皇Leo十世、Martin Luther、Francis Bacon、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等人。继而以这些杰出人物的去世为标志,将历史划分为若干时代。而在每位杰出人物的时代,又挑选出数位经典人物,在研究时尤其注重对这些人物的生平和教育思想的详细呈现。其整部著作涉及的此类杰出人物约三十位,正是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教育思想的描述,作者实现了其教育学史研究的目的——将教育理想和教育方法呈现给读者。Raumer开创的这种以“杰出人物”及其教育思想为核心的研究模式,经后来的研究者不断发展,最终演变为教育学史研究的“思想史模式”(Der ideengeschichtliche Zugang),对德国教育学史研究影响颇深。他按照数位杰出人物的诞生和去世来划分时代的方式,也被后来的研究者所继承和发展。Raumer也因其在教育学史研究模式和历史分期方法上的首创性贡献,被研究者誉为“教育学历史书写的路标”。 此外,受兰克史学观的影响,Raumer在该著中也努力追求客观地陈述历史事实:“人们要求历史书写者客观地描述历史,远离个人好恶。”他认为,历史著作的客观性,表现在对史料的真实呈现,而史学家的个人评论,并不会影响著作的客观性。他在著作中列举了大量原始文献,这也是导致该著篇幅浩繁的原因之一。此外,他坚定的基督教信仰也流淌于字里行间。 (二)世界史与人类史中的“教育学史” 这一阶段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Karl Schmidt(1819-1864)的四卷本《教育学史——在世界历史发展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联系中的描述》(1860-1862)。[2] Schmidt将教育学史与人类历史联系起来,他认为,教育关涉个人和人类的发展,教育学在实践方面是关于人的发展的艺术。因而,教育学的历史与人类历史有共通之处:“教育学史就是从童年到青年时期的人类历史,并以人类的一般历史为其背景。”在此基础上,他论定教育学史研究的任务在于:“澄清人类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多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而且,在他看来教育学史的任务不仅在于观念层面的反映和描述,更在于行动领域:“教育学史不仅在世界史长河中描述教育学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它还要将这种发展在每个个体身上再现。”因而,教育学史不仅是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和教育思想的演进过程的再现,更是对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此外,他还从教育科学与教育学史的关系上强调教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缺少教育学史的教育科学,如同没有根基的大厦。教育学史本身便是一部完整而客观的科学教育学体系。”Schmidt在赋予教育学史研究更为“崇高”的任务的同时,也增加了它的“负载”,其教育学史与Raumer的一样,囊括了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