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7)06-0083-07 近40年来，学界关于教育史学的探讨主要侧重于在宏观层面上讨论教育史研究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对教育史研究过程中较为微观的规范和方法问题的思考则相对不足。①而从具体的研究活动看，如果不能解决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规范和方法问题，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的探讨很可能成为纸上谈兵。近40年的在“告别教科书传统：教育研究规范化的必由之路”等评论性文字中，教育史学探索之所以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这或许是一个关键原因。 笔者曾对教育研究中存在的“教科书传统”及其对教育研究规范化的不利影响进行探讨。事实上，在外国教育史研究中，“教科书传统”的影响同样存在，只不过表现的具体方式有所差别。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为了摆脱外国教育史学科面临的困难处境，进一步提高学科的学术化水平和在整个学术界的地位，当务之急在于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从教科书编写作为学科建设主要工作时期所形成的、以追求知识系统性为目的、以强调宏大叙事和叙述完整性为特征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的“体系时代”，全面转向以探索新知为宗旨、以注重微观和具体问题为主要特征的“问题时代”。 众所周知，外国教育史学科在中国的发端是与近代师范教育的兴起和师范院校的建立直接相关的。清末民初，为了培养新式学堂的合格教师，借鉴国外经验，陆续建立师范院校，设置相关专业，开设相关课程，引进或编撰各科教科书，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外国教育史以及教育学、中国教育史、教育管理学等多个专门知识领域，出现了作为师范院校教学科目的教育学科。由于这个原因，教科书的译介和编撰便成为教育学科早期的主要活动之一。以外国教育史为例，姜琦的《现代西洋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被有的学者认为是第一部由我国学者独立编撰的外国教育史教材。②雷通群的《西洋教育通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和王克仁的《西洋教育史》(中华书局，1939年)等等被认为是“开山之作”的早期著作，实际上都是师范院校的外国教育史教科书。 在作为教学科目的教育史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即20世纪30～40年代，才真正出现作为专门学术活动的专业化的外国教育史研究，产生了另一层意义上的学科活动(即学术研究)。在这个时期，出版了滕大春的《卢梭教育思想》(国立编译馆，1947年)等专题研究的成果。也就是说，就起源而言，作为教学科目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在先，作为研究领域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在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先后顺序，而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 对一所师范院校而言，设科授徒是基本的生存需要，教科书的编撰则是保障教学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这也是为何早期的外国教育史著作大多为教科书的主要原因。即使在近代师范教育制度确立50年后，每当师范院校在经历社会重大变化、面临新的形势和需要之际，教科书的编写仍然是迫在眉睫的大事。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相继引入米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和康斯坦丁诺夫的《世界教育史纲》，以改造原有的、主要借鉴美国模式的教育史教科书编撰模式，适应新的意识形态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社会条件和高等教育的变化，先后出版了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的《外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戴本博的《外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吴式颖的《外国教育史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张斌贤的《外国教育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贺国庆和朱文富的《外国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周采的《外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王保星的《外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刘新科的《外国教育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此外，还有部分断代史著作，如曹孚、滕大春等的《外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滕大春的《外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赵祥麟的《外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等。 从学科史的简要梳理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外国教育史长期被当做教学科目，因此重视教材建设、注重教科书编撰不仅一直是主要的学科活动内容，而且事实上构成了非常稳定的学科传统，即“教科书传统”。这种在教科书编撰过程中长期累积形成的传统包括一整套有形或无形的、特有的原则和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方法，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是追求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教科书传统”虽然源于教科书的编撰，但由于在学界开始系统研究外国教育史之前，这种传统已经基本形成，因此不可避免地对外国教育史的学术研究产生直接和重大的影响，其结果就是教科书编撰的规范、方式逐渐成为制约甚至主导学术研究的规范，教学的需要和逻辑决定了研究的需要和逻辑，因而使外国教育史学科长期处于“体系时代”。而在本质上，教学和研究虽然相关、相连，但却是两种有着显著差异的学术活动。忽视二者之间的差异，无意识或不加区别地将教科书编撰的规范和逻辑照搬到学术研究，按照教科书编撰的要求从事教育史问题的研究，这或许是长期以来严重制约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进展、阻碍其学术化进程的关键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