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空间的增殖与中心位移

作 者:

作者简介:
苏尚锋,男,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048

原文出处: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

内容提要:

跨境教育挣脱了民族国家的文化疆界,将多元社会的伦理主张并置于教育空间之中,增加了教育活动中的个体选项。市场主义的产业服务将自我完善的教育价值悄悄置换成了人力资本的开发与教育绩效的计量化报酬,驱使受教育者和学校、市场一道积极营建更加细密的个性化微型教育空间。数字媒介的介入有力地摧毁了教育空间原有壁垒,将无数的数字化资源纳入教育场址,从而凸显了学习者的个体地位与选择权力。这些不仅促进教育空间的裂变与增殖,也在作为公共空间的教育领域中创设出形形色色的个体空间与链接通道。教育私事化的现实迅速地扭转家校不均衡的空间格局,推动教育空间的中心位移。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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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095-1760(2016)04-0151-11

      教育空间是指教育活动和教育组织所占据的空间,它是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社会空间发展、变化特征和规律的影响。随着现代性的发展,社会群体所感受到的和可利用的空间不断丰富、复杂,社会空间的填充物不断增生、密集。媒介填充物的出现,一方面可以促进社会空间的沟通与整合;另一方面又暗水深流地为空间的破裂预埋下各种管线。这种空间增殖现象不仅进一步促进现代性的加速呈现,也迅速地向包括教育空间在内的各类空间漫延。同时,教育自身也在不断发展,随着教育内容、对象、途径、手段、组织方式的丰富,教育空间的内部构成及其关系也不断趋于复杂。按照迪尔凯姆的观点,所有的象征性思想,都导源于社会组织,尤其是时空概念,它并非康德所强调的不变、普适的人类精神范畴,而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创造物。[1]因此,教育空间的基本格局和次序必然发生剧烈的变化与更改。跨境流动、产业服务、数字媒介以及教育私事化的进程,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教育空间表征的不同范型,裂变膨胀的教育组织活动不仅促成各种新的教育互动形式的出现,也催生出教育空间趋向扩张、碎片化、异位等多样化的变迁路径。

      一、跨境流动与教育空间扩张

      伴随“地球村”成为现实,原本完全属于民族国家最敏感部位的教育空间似乎一下子豁然洞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主要基金会及其捐助者都纷纷将教育视为促进国内和国外人力资源发展、保证每位社会成员的发展权益以及增进社会福祉的共同事业,从而名正言顺地获得了进入许多民族国家教育空间的入场券和话语权。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加拿大的IDRC、美国的国际发展总署、斯堪的纳维亚的NORAD等一些原本只是注重经济空间重构的组织机构也纷纷致力于推进并强化共同关心的教育问题,促进教育与培训的发展以及对教育质量的监控水平。国际间的教育部长会议、专家会议、研究论坛以及各种形式的教育信息沟通,国际教育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协会、国际教育规划协会所致力的教育项目和政策,每年召开的国际教育大会和世界全民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一些教育组织如国际考试委员会、国际阅读委员会、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世界教育研究协会等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它们以各种形式将触须伸进原本较为封闭的民族国家教育空间内部,也用这些不同的触须形式在各国的教育空间之间建立起连通的管道。难怪有学者发现,“各国对教育的定义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类机构的发展逻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

      虽然国际间教育合作与发展都会强调保护和尊重本国丰富多样的教育传统,并从本国文化遗产中汲取精华以促进未来的高水平发展,但是不同制度空间相互嵌入,依然会对原有整齐划一的标准化教育空间形成强烈冲击,并探索出各不相同的教育政策实施路径。例如,在英国国际发展部和我国教育部合作的中英西南基础教育项目中,贵州省获得英国政府赠款600万英镑,就明确要求须在贫困学生资助、教师培训、学校发展计划、监测与评估、社会发展和制度发展五个领域设定各项工作任务,建立各项验证指标。[3]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我国教育部合作的“爱生学校及学习者质量”项目则制定爱生学校的指南和标准,使之成为所有干预措施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一个提高学校和学习者质量的工具。爱生学校的五个维度包括:对所有儿童的全纳性,儿童学业的有效性和相关性,健康、安全及保护,性别敏感性,学生、家庭和社区参与。[4]这些工具维度和内容的引进一方面丰富教育空间的填充物,既在学校内部提供了不同的教育教学的行为规范,也在学校内部提供了一套有别于传统学校的新话语系统;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教育空间既定结构,在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学生之间增加了不同形式的教育项目组织机构,不仅直接改变了学校既定的内外部结构,而且也调整了既定的家校关系、师生关系。

      当然,全球化语境下的教育空间变化并不只是体现于教育内容、方法等制度要素的相互渗透与影响,而是更直接地体现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主体的空间穿越与流动。全球范围的教育迁移非常普遍,学校之间开展各种形式的跨国境教育合作以及各种学历认证服务,留学学生巨大的时空聚合,都将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紧密地裹挟在一起。它既促进了文化的多元融合,也滋生了许多新的矛盾与冲突,这些都在共同形塑着全新的教育空间样态。在强大的聚合力量作用下,各国教育空间发展呈现表面化、均质化的倾向。公共教育服务逐步确立起一套标准体系,并借助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各种条款向跨境学生提出承诺。从事国际教育质量保证与认可的各种专业组织和团体纷纷出现,它们努力建立一条可以穿越不同民族国家教育空间的标准通道,消除有可能制约跨境学习的各种障碍,并为未来职业发展提出承诺。这些制度化的标准通道正在加速了全球教育空间的进一步勾连,也催生了民族国家文化心理层面的自省与警惕。

      巨大数量的跨境教育流动已经引发不同阶段、不同类型教育的连锁反应。国际学校、国际游学、学生短期跨境学习活动计划、各类语言学校、交换生制度等纷纷出现,并逐渐成为学习者的热门选择。外国学生在哪儿注册入学,也成为可以协商的选项,更加自由地跨境学习或者跨境教育合作正在兴起。一些公立学校也开始招收国外学生,如英格兰萨默塞特郡的理查德·休伊什(Richard Huish)高中,被英国教育监管机构评为“优秀”的公立中学。2016年所招收的60位海外中学生中,除了几名俄罗斯学生外,其余学生几乎都来自中国大陆。这不仅对生源接收国的学校办学形式提出新的要求,也对生源输出国学校的教育内容与形式提出了挑战。在教育贸易服务的直接推动下,各国的教育空间正在不断地进行重新拼接组合,以寻求满足学生需求,促进贸易平衡。而学生流动的倾向也趋于分化,从向世界文化中心流动到向世界经济中心流动,社会层面的规范化运动与个体层面的自主能力提升并行不悖,它们正在全面改造着教育空间的格局与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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