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大难问题：“教育理论论著”被教育实践工作者冷落 在我国，就总体而言，阐述教育理论的论文与著作(以下简称“教育理论论著”)长期以来受到教育实践工作者①的冷落，教育实践工作者对教育理论论著敬而远之、束之高阁。②以至于时常有人讥讽说，许多教育理论论著的读者往往只有两个人，一位是作者本人，另一位则是编辑。诚然，有些教育理论论著在作者的专业领域中乃至在更大的教育学术圈内拥有众多读者，具有较高知名度，但在教育实践界却只有很少读者或几乎无人问津。这种状况作为不争的事实，已成为教育理论工作者与教育实践工作者之间存在鸿沟的一个重要标识，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 对此，不少教育理论工作者与教育实践工作者常常互相批评、互相指责。教育实践工作者批评教育理论工作者脱离教育实践，只是在书斋里做学究，在象牙塔中闭门造车，研究出来的所谓教育理论不接地气，晦涩难懂。教育理论工作者则批评教育实践工作者满足于获取具体的方法与技术，缺乏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自觉意识，不能登高望远，所进行的教育实践只是低层次重复，认为不只是教育理论应当联系教育实践，教育实践也应联系教育理论。③ 不用说，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这些年来已有相当数量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与教育实践工作者付出了艰辛努力。一些教育理论工作者或出于真心，或迫于无奈，经常关注教育实践问题，不时深入教育实践现场，与教育实践工作者共同研究，联手探索教育实践改进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理论创新。一些教育实践工作者则同样或出于真心，或迫于无奈，认真阅读教育理论论著，希望能寻觅到可对自己的实践行动起指导作用的教育理论，或者至少能提升自己的理论品位。 应当承认，这些努力有助于教育理论工作者与教育实践工作者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促进。事实上，两者之间的鸿沟在某些层面、某些局部也确实有所改变。然而，只要不是陶醉于描述某些看似红红火火的表面现象，而是更多地倾听人们、尤其是许多教育实践工作者在非正式场合谈及的真实感受，那么，可以说从基本面来看，两者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④这当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要想让教育理论工作者写出受教育实践工作者欢迎的教育理论论著来，似乎比登天还难。不少教育理论工作者即便改变研究方式，深入教育实践，而且当他们和教育实践工作者在一起时，所言所语也能让教育实践工作者听得懂，听得明白，可是一旦写成论文或著作，便依然让教育实践工作者感到晦涩难懂、不知所云。⑤因此，许多中小学的图书馆或资料室里虽然也藏有教育理论刊物与教育理论著作，但阅读者寥寥无几，基本上只具有装扮门面的作用。至于教师个人，若无外在压力，则极少会去订阅教育理论刊物或购买教育理论著作。 被教育实践工作者冷落的教育理论论著有什么用 被教育实践工作者冷落的教育理论论著有什么用?究竟有什么用?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不能不询问，不能不回答。 在一种戏谑的意义上，当然可以认为教育理论论著即便被教育实践工作者冷落，也是“有用”的。其用途就在于它有助于某种产业链的形成及维持运转，使得一大批靠教育理论论著吃饭的人得以生存，其中包括教育理论工作者自身、⑥教育刊物与出版社的编辑、纸张生产商、书刊印刷商、发行商以及废纸回收人员等。 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被教育实践工作者冷落的教育理论论著中有些并非是学术垃圾，而是具有一定的乃至相当的学术含量，是教育理论仓储的组成部分。因此，真正棘手之处是要回答：被教育实践工作者冷落但却具有学术价值的教育理论论著有什么用?或者反过来：具有学术价值但却被教育实践工作者冷落的教育理论论著有什么用? 或许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是个假问题。理由是：教育理论论著的价值就在于探究学术、生产理论；这些论著本来就是写给学术界同行们看的，本来就并未指望教育实践工作者们也去阅读。因此，教育理论论著不管是否受教育实践工作者欢迎，只要具有学术价值，那就有用。 笔者以前也持同样的观点，但现在越来越感到，这样的观点多少有强词夺理之嫌。因为，若要坚持这一观点，就需要回答两个无法回避、却又难以回答的问题： 第一，既然是“教育”理论论著，为什么要把教育实践工作者排除在预设阅读人群之外?换言之，把教育实践工作者排除在预设阅读人群之外的理论论著是否还能称之为“教育”理论论著?⑦并不指望实践工作者阅读的教育理论论著所阐述的教育理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有效的”教育理论?这是通过简单逻辑推理便可提出的问题，也是属于常识范畴的问题。判断教育理论论著的作用，总得服从逻辑、尊重常识。 第二，与上面的问题相关联，如果教育理论工作者并不指望自己的论著能被教育实践工作者阅读，这是否意味着教育理论论著可以只是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一种自言自语?是否意味着教育理论工作者之间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也好，背靠背的学术发表或学术出版也罢，可以只是教育学术圈内的一种自娱自乐? 之所以提出这两个问题，是因为在基本属性上，区别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作为教育理论之基础的其他诸多学科的理论，教育理论乃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专门理论。⑧这一基本属性不仅要求教育理论的研究问题应当源自于教育实践，而且要求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应当有助于教育实践。这里的所谓有助于教育实践是广义的，可以是有助于直接指导教育实践工作者的行动，也可以是有助于提升教育实践工作者的认识，并因此而有助于教育实践工作者改进自己的实践。即是说，作为实践性很强的教育理论论著，应当具有帮助教育实践工作者审视、理解、反思或解决教育实践问题的作用。否则，这些论著凭什么被称之为“教育”理论论著?这些论著即便量比山高、涵如海深，对教育而言又有何用?总不能只是为了满足教育理论工作者自得其乐的“清思”之需、“论辩”之趣吧!果真如此的话，教育理论工作者是否有点有过于狭隘、甚至有点过于自私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