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6）11—0001—05 所谓镜鉴，即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 客观地讲，整个20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时至今日，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教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丛和从事教育学研究的教育学者群。20世纪伊始，教育学“降临”（叶澜语）神州大地，代代学人、薪火相传，锲而不舍。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教育学的春天”向我们姗姗走来。但是，面对人文学科群对教育学科相对独立性的责难以及教育实践工作者对教育理论工作性质的非议，我们的教育理论工作者，特别是刚刚涉入教育学领域的青年研究生，明显地表现出底气不足的尴尬。“心结”尚需“心解”！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历时性流变以及共时性特征的梳理，提出些许教育学科发展走向的中观层面的建议，以求研究情结的回归，以期实践情节研究的拓展。所谓研究情结是指以教育学研究为己任，踏踏实实做学问。而所谓实践情节是指我们的教育研究要追求与教育实践的统一（统一不是契合，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必要的张力是推动教育理论创新、发挥教育实践工作者主观能动性的题中之义），多进行一些常人方法学指导下的过程研究，以求与“研究情结”的结构研究相互辉映，从而使我们在欣赏璀璨之星空的同时，能够注意到那些闪烁着自己光芒的星星。 一 今天即将过去，明天也即将过去，人类唯一不能回避的是昨天。 关于20世纪中国教育学的走向，学者群中大约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叶澜教授为代表的“六阶段说”[1]；一种是以黄济教授为代表的“四阶段说”[2]。笔者倾向于黄济教授为代表的“四阶段说”。 总体看来，20世纪中国教育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与百年时代风云的变换息息相关。当然，作为观念文化构成的教育学，总要受制于经济、政治的发展与脉络，这是任何人文学科都摆脱不了的“魔咒”，基于上述的理由，笔者认为可以把整个20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建国前与建国后，即20世纪上半叶从启蒙到救亡的阶段和20世纪下半叶从意识形态到非意识形态的阶段。进而将两个时期再加以划分，则有：（1）启蒙教育学阶段；（2）救亡教育学阶段；（3）意识形态教育学阶段；（4）非意识形态教育学阶段。 将意识形态教育学再细分为教育学的改造与“苏化”（1949年—1956年）、教育学的中国化（1957年—1966年）、教育学的语录化（1966年—1976年）（郑金洲2002年）的观点是论者由这一阶段政治背景的侧重点不一而做出的价值判断。笔者考虑与其他三阶段层次划分平行的缘由，将1949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的教育学发展走向作为一整体来考察。 （一）启蒙教育学阶段（1900年—1919年） 1901年，我国学者王国维从日本引进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学”。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思想与教学模式主张以教师为主，通过学科课程和课堂教学组织形式来系统地传授知识，展开教育生活。这种教育学，杜威将其称之为传统教育学，其思想基础是德国的实践哲学（伦理学）和统觉心理学。而后，我国的学者在引介的同时，也开始自己编著，较早的有王国维的《教育学》、蒋维乔的《教育学》，以后又出版了罗根玉编的《教育丛书》，在较大的范围内对西方教育学的发展有一整体概观。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时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明确地区分了政治与教育，但并没有隔断两者的联系。这种“为教育而教育”的思潮是寻求教育学相对独立性的开始。然而，好景不长，在那个政治风云忽变的时期，教育学相对独立的思潮早早夭折了。在20世纪中国现实环境的逼迫下，再加上十月革命后俄国革命思想的传入，由王国维引进、蔡元培发展的启蒙教育学失却了其所依赖的生长土壤，它向着一种政治实用性的“救亡教育学”的转化也就成为必然了。 （二）救亡教育学阶段（1919年—1949年） 严格地讲，教育救国并不是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的一个独立的阶段，而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李泽厚语）在新时代的体现。它渗透在一切教育学家和一切教育实践家的心灵深处。在民族危亡的20世纪30年代，教育救国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并一直影响到整个40年代，甚至整合进20世纪下半叶的意识形态教育学中。在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围绕三大主题进行争论，即关于中国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的争论、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以及“国粹主义”与“西化”的争论。在教育界，主流思想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在“五四”前夕，杜威在其弟子的帮助下，在中国大地传播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当然，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存在并不排除不同声音的传来：一种采取德国文化教育学的主张建构教育学；一种是采取苏俄的唯物主义建构教育学。用今天的观点看，那个时代教育学的发展也算得上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了。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教育实验，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和陈鹤琴的“活教育”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的尝试，彰显了救亡教育学的特征。 （三）意识形态的教育学（1949年—1976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救亡时代所激发出来的民族热情继续转化为其他社会的政治事务上去，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与当时中国的国内政治经济背景似乎连一丝让人们喘口气的时间与空间也不给，更遑论教育学界做出较为深刻的理论反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