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文艺理论自觉或不自觉地显现出愈来愈强烈的本土立场和现实意识，立足中国、扎根现实，反思当下、面向未来，成为一条反复提及且异常清晰的学科发展线索。基于此，面向百年中国文论，尤其是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土文论的建构进程，成为学界介入文艺理论学科论争的话语场和原动力，亦是思考文艺学建构范型与学科走向的原点和基石。这种本土立场、现实问题与当下意识，也鲜明地反映到当前文论界各种重要会议的主题①及国家重要课题的立项②中。仅就过去一年文艺学研究的整体态势看，这种理论的转场和学术转型也体现得较为明显，代表着当前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的新走向。 一、对百年中国文论话语的回顾与反思 由于西方后现代文论思潮的根柢性影响，加之“强制阐释论”的外围抨击和推挤，当代文论话语建构的本土性焦虑使得越来越多的学人自觉回归到当代中国文论的历史场景中，试图通过回望与反思本土文论的建构历程，以求得当代文论话语的及地性和再发展。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重返理论发生现场，以期激发和拓展本土文论话语的新空间。杜书瀛便对“文艺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萌生、形成、确立、发展的特定历史文化机缘进行了深入总结，指出文艺美学与“社会文化环境和历史变迁”之或隐或现的关系以及自身得以“生发、成长的内在机制和学术理论”，并认为文艺美学具有广阔的空间且“文学艺术不会消亡，文艺美学不会消亡，它们会应新的历史文化环境和自身内在发展的需求，不断变化、前进”。③王元骧也对“审美反映论”加以新的学理释义，认为要深入理解审美反映论，就应该“把审美判断视作既是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评价活动，又是对自身生存意义的探寻活动，它的认识与实践的双重性质不仅要求我们把反映主体当作一个处身于现实关系中的心与身、心灵与行为的统一体，同时也决定了只有当人把全身心都调动起来、投入进去，才会有真正的审美活动”。④应该说，“文艺美学”和“审美反映论”都是本土文论建构中独具特色的文论话语，对这些基础理论的廓清和诠释，不仅有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更是中国特色文论话语建构的基本方向。 其二，深入当代文论思潮，以期反思当代文论话语建构的利弊缺失。“文学终结论”思潮是回顾与反思文论话语建构的重要个案，引发了学者们持续深入的思考。朱立元认为中国学者围绕米勒“文学终结论”所展开的讨论存在一定的误读和误解，事实上，米勒并不是真正宣判文学的“死亡”，“文学终结论”的中国旅行及其被理解和被误读，既有“当代中国特殊的文化学术语境”，也体现了“新世纪开端中国学界在图像与视觉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研究和全球化潮流的冲击下，对文学和文艺学学科未来发展、转型和边界等问题的核心关切与思考”。⑤杨向荣也指出学界在对黑格尔、丹托和米勒的艺术终结或文学终结命题进行解读时存在着诸多误读，反思对“终结论”话题的争议恰恰可以让我们更理性地探讨中国当代文论研究的诸多问题，实现文论话语空间的建构。⑥ 其三，关注百年学案和史案，以期在具体文案的爬梳与清理中实现文论话语的创新发展。夏中义等近来对王元化、朱光潜以及钱锺书的学案研究则鲜明地实践了这一方法路径。学案研究通过“文献—发生学”方法揭示文本与学人内心的症候，进而探寻其心理根源并据此“展现学术贡献与学人灵魂间的关系”。⑦“学案研究”不仅给文艺理论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还为中西融合视野下“西学与中国经验的有机融合”提供了一种理论示范。 可以说，文艺理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对学科基础理论问题的回顾和总结，这也是文艺学学科主张从现实语境和本土经验出发，有效规避对西方文论的片面引进，实现文论话语的有效性和在地性的重要缘由。为此，重视对文艺理论学科基础性话语的爬梳与研讨，加强对百年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反思、批判与整理，既是文艺学学科健康发展与创新转型的重要环节，也是当前文论研究的一大新动向。 二、对“后—”文学理论重建的路径思考 文艺理论的重建或谓之“理论之后”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是探讨当前文艺学学科未来方向与出路的重要议题。此前，阎嘉、⑧王一川、⑨陈太胜⑩和王宁(11)等学者均集中探讨了“理论之后”中国文论的重建方向，为文艺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经验。近两年来，在全面反思当代西方文论缺陷以及重建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趋势下，该问题同样持续引发了诸多学人的思考，也为文论界提供了新的理论借鉴。 一是主张重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吴兴明认为意义论文论是中国当前文学理论回归性重建的一个重要选择，其症候在于：一方面受政治的决定性影响，“反映论、审美主义和中国式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文学领域的推演”长期占据主导范式，而“西方自语言学转向以来的文学理论在中国从未真正地扎根”；另一方面是“现代性反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在中国语境下与在西方语境下有着迥然不同的针对性”。因此，在世纪性的西化潮流中，中国文论所失落的是对文学事实的穿透、汉语语感和理论的原创性洞见，建立意义论的文学理论有希望挽回这一失落，重建汉语文论的语感力量。“重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也有十分正当的理由及其文论位置，原因在于：“研究文学独特的意义构成和机制是对文学事实最切近的探讨；对文学意义值的探究包含了几乎所有文学理论的重要视角，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内在聚合诸理论视角的纵深视野；中国有极深厚博大的意义论文论传统”，基此，“创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具有推进理论认知、囊括综合中西、传承汉语文论传统等多重根据”。(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