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6)06-0081-09 为了应对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新变化，中西方文艺理论在21世纪伊始都不约而同地走到了百废待兴、亟待重组的关键时期。本文之所以将新世纪中西文论构建的起点都设定为后现代文化理论的衰落时段，是因为“后现代”思想不仅在西方文化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中国文化史上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中西方对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的不同反馈是由于中西学界对后现代文化和理论有不同程度的接受、理解和反思。在诸多西方学者宣称后现代文化理论衰落之后，中西方文艺理论将何去何从，如何重新整合现有的理论资源从而走向文艺理论的“复兴”，是本文的中心议题。 一、“理论之后”在西方学界 伊格尔顿在其著作《理论之后》中所说的“文化理论”主要指发源于1960年代，在“文化转向”和后现代主义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哲学和文艺理论。在“文化理论”崛起的这一时期，“后现代”几乎统治了西方绝大多数的人文科学和价值观念。① 伊格尔顿说“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包含了两层含义： 首先，哲学的“轴心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种声称包罗万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理论早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正是所谓的“文艺理论”(即“文化理论”)。其次，曾使得社会文化得以解放，并推动“文化理论”走向兴盛的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社会弊端逐渐显露。②后现代背景下的“文化理论”到了1990年代末已如强弩之末。无论是曾经带来很大社会影响力的“身份理论”还是“后殖民理论”都因丧失社会关怀而逐渐与现实脱节并走向衰落。因此在“后理论时代”，无论是哲学本身，还是建立在对形而上哲学反思和批判基础上的后现代“文艺理论”将何去何从，成为学界难以回避的话题。 美国学者卡勒界定这个时代“理论”书写范围时认为，“文艺理论”涉及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别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和社会学等广泛的学科门类。他进一步归纳出当今“理论”书写的四种特征：第一，理论是跨学科的话语；第二，理论是分析的和沉思的；第三，理论是一种对常识的批评；第四，理论是反思性的带有质询性的思维。③因此，只要有思辨、批评和质询并兼具跨学科的特征，就可以被称为“理论”。以此标准衡量当今西方理论研究，众多“理论”发展脉络极其庞杂、多元和分散，本文只列举几个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发展潮流。 第一是“理论”持续性的跨界发展。后殖民主义、女权研究和生态批评等重要西方“文化理论”并没有“死去”，其发展趋向多元化、跨文化和跨学科化。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与身份种族问题、“流散现象”以及全球化问题相结合，赋予这项研究新的生命力。伴随着西方世界“同性恋平权运动”的蓬勃兴盛，后现代“女权主义研究”逐渐让位给涵盖人群更为广泛的“性别研究”。全球环境问题的加剧则使得生态批评热度不减，不断推陈出新。④后结构主义的定式和方法虽不再受学界推崇，但由此衍生出的“性别理论”发展势头惊人。后结构主义的生命力主要是通过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来实现自我更新的。相对于哈贝马斯的对话式“言论”，福柯的后现代“言论”概念更加广为学界所接受，成为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言论分析”的理论基础，也多被运用到文学文本的分析中。西方叙事学研究从结构主义叙事学发展到后经典叙事学，并逐步实现与伦理学的交叉并轨。 第二是“回归”传统的发展倾向。后理论时代，美学在后现代“反美学”思潮后又回归到西方文艺研究领域并重获学界青睐。但由于传统美学适用范围的局限性，“美学转向”动力不足。所谓“伦理转向”又因其无限吹抬犹太人的“悲悼叙事”而颇受争议。于是，很多文艺理论家将形而上和辨证哲学重新纳入自己构建文艺理论的源泉，试图通过复兴哲学而激活文艺理论研究。⑤不仅如此，对现代主义经典的研究的兴趣在“后现代之后”也逐渐回归，现代主义代表性理论家华尔特·本雅明、阿比·瓦尔堡、格奥尔格·齐美尔、埃里希·奥尔巴赫、汉娜·阿伦特，近期在人文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上出现的频率并不低于以福柯、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家。⑥ 第三种发展方向为“后现代之后”文化和文艺理论。这是本文将要梳理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21世纪初，西方学界开始提出“后后现代”(post-postmodernism)这个概念，以探讨“后现代”以后的文化的新发展。自此，文论家们分别从社会学、文化学、媒体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等角度，阐明了“后现代”已渐行渐远，“后后现代”社会已经到来的观点。 二、“后现代之后”在西方学界 俄罗斯语言文学学者米哈伊尔·爱泼斯坦(Mikhail Epstein)在真理、身份、客观与主观、乌托邦与现实等传统现代主义的名词之前冠以前缀“超”(Trans)。在他看来，“后后现代”文化是脱离了无休止的、剥离了意义和目的的后现代式的反讽(irony)的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美国文化和人类学家埃里克·甘斯(Eric Gans)认为“受害者”和“作恶者”的后现代伦理设定导致社会各阶层的对立。他所谓后千禧年主义(Post-millennialism)文化则抛弃了这种“受害者伦理”而提倡一种“无受害者”的平等对话。⑦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安·莫拉鲁(Christian Moraru)的泛现代主义(cosmodernism)认为“后现代”的结束和后后现代社会的开始以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结束为节点。这标志西方社会在经历了“后现代”的怀疑主义所带来的社会意识的分裂和对抗之后，逐步成为一个趋于和谐的意识整体。莫拉鲁在其著作《泛现代主义，美国叙事、后全球化和新文化想象》⑧中将泛现代主义的上述特征归纳为“关联性”(relationality)，以区别于“后现代”的差异性和分裂性。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夫·里德维格(Christoph Riedweg)编纂的论文集《后现代以后，关于文化、哲学和社会的最新讨论》⑨中提出“后后现代”出现时间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和金融危机以后。西方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出现的危机意识集中体现为一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和反思。里德维格和论文集中其他一些欧洲思想家认为在偏离了后现代式的言论和语言构建主义(konstructionism)之后，在文化、政治、社会和哲学领域又出现了摒弃后现代式的理想主义、“回归现实”或称“新现实主义”的倾向。英国学者阿兰·柯比(Alan Kirby)的数字现代主义(digimodernism)将高科技数字化革命视为导致“后后现代”社会(也就是当今社会)快速、简单、肤浅和空虚的罪魁祸首。⑩他认为在“后后现代”媒体社会，传媒接受者进一步改变传媒发出者的统治地位，拥有改变文本的能力，甚至完全成为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