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6-0178-05 先秦时期中国文论显然还处在自身初创阶段；某些史籍的有关记载，还多属一种感性、非自觉的创作经验之谈。但是，由此断言这个时期文艺生态学思想的虚无，是不够客观的。从现有古籍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文艺理论已经包含了某些具有生命力的文艺生态学观点；与此同时，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大量有关思想理论，又为古代中国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发展铺垫了哲学基础。可以说，先秦时期既是中国文艺理论的出发点，也是中国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启程线。描述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历程无疑当从这里开始。 就创作而言，先秦时期文学作品已经萌露出比较鲜明的生态意识。《诗经·大雅·公刘》展示了公刘从原居住地邰向他地迁徙的情状。诚实敦厚的公刘“匪居匪康”，于是“干戈戚扬，爰方启行”。他“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经过“即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于是决定“于豳斯馆”，“芮鞫之即”。《诗经·大雅·绵》又讲述了古公亶父迁徙岐下安居的故事。“未有家室”的“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看到“周原膴膴”，深为欣喜，于是“爰始爰谋，爰契我龟”。及至“曰止曰时”，乃“筑室于兹”。周人对生态环境的选择，在《诗经》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 其实，对于择善而居，孔子早有所思。《论语·里仁》载：“子曰：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者，民之所居。在孔子看来，居仁者之里是为美；居不择仁，焉言智慧？这里重要的是，孔于是把择善而居视为“美”。“里仁为美”虽有择仁者为邻的实际意义在，但更多地取向于仁的理性内涵，是对人理想精神生态的追求。 当然，孔子的这种生态美学思想，在春秋时代的阴阳五行学派提出的“中和之美”论中体现得更为鲜明。 吴国季札至鲁国观乐时，对《颂》乐有如下评论： 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低，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左传》） 在季札看来，《颂》乐是体现了周之“盛德”的至美音律。而这种至美的突出表现，便是音律处于及而不过之间。季札显然是视“中和”为度衡周乐优劣的至高准则。对“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行而不流”等对立关系的把握，体现了对理想音乐的和谐之美的追求。 具有从医生涯的医和，则从生理视角揭示了“中和之美”的意蕴。他认为，“先王之乐”必为适度，过度而现“淫声”，就会使人失去快感而导致精神紊乱。如果说医和对“中和之美”的生理性揭示还处于感知状态而还未有理性的美学意义。那么，乐官州鸠则更集中地对周乐的“中和之美”的意义进行了系统阐释。他认为： “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国语·周语下》）音乐艺术赖以表达的手法，由高低、强弱、轻重等不同声音组成了一种和谐关系。然而，音乐的音量必须与人的生理接受阈相适应，否则便失去了美感。这便是州鸠所着力强调的要义。同时州鸠还认为，“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这说明，音乐的中和之美，还体现在它调和人神、政象平和等社会人文功能。 从以上可以得知，中和之美体现着多方面的意蕴，它不仅体现了人的生理性和人对乐音接受的适度性，还展示了不同乐音的交织对人的美感生成的意义。 古代中国是非常注重政治的国度。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和各个领域，无不被视为与政治伦理有着密切的关联。文艺亦然。这样，文艺便理所当然地被先秦及其以前时代的人们看作是与政治和社会环境融合在一起的东西了。《尚书·皋陶谟》载：“帝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帝舜所说的意思是：我要听到六律五声八音的目的，就在于从各种韵中考察政治上的疏忽，宣布采纳各方面的意见，你们要注意听取。由此可以得知，我们的先人对文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是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的。此时，音乐实际上成了传递民间政治、风俗和伦理信息的媒体。统治者通过对音乐的品味，体察出平民的喜怒哀乐，进而不断地制定和调整国家政治措施，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统治者对音乐的鉴赏，不是艺术的，而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需要和考虑。这样，无论是先秦时代还是今天的人们，都不难如此理解：社会与政治的环境，必然要影响于文艺创作，在作品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那么，要想认识社会状况，考察政治环境优劣，从艺术作品中便全然能得以观之。与《尚书·皋陶谟》中的这种观点相似，古代“采诗”制度表露出了相同的实践意义。《礼记·王制篇》：“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民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古代先民已明确认识到了政治、社会环境对艺术的影响作用，认识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规律。因为只有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帝王和朝廷才可能知晓从艺术作品中考察政治上得失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