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令人吃惊的胜利”有着深远的政治学意义，凸显了美国政治、社会已经发生和将继续发生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其政治文化转型和政党重组。特朗普当选不仅结束了有关共和党重组的争论，①也催生了“民主党的未来”的讨论。就在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的第二天，即2016年11月9日，《纽约时报》网站开辟专题讨论“民主党的未来”，认为民主党的未来在于普通大众而不是金融奇才和影视明星。②可以认为，特朗普当选正终结既有的政党重组进程，并开启新一轮的政治重组，从而影响未来几十年的美国政治生态。 必须承认的是，导致特朗普当选的诸多原因中，围绕少数族裔展开的政党重组有着重要地位。尽管自2008年以来的经济困难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加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是推动当前美国政党重组的重要力量，但自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出台以来的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政党重组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学术研究和报刊评论往往假设，移民人口增加必然有利于民主党，但2016年大选似乎揭示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效果。基于对美国政治文化转型和政党重组的动因与趋势的分析，笔者认为，族裔问题对美国政党重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以种族群体划界，加剧了美国既有的政治极化；二是通过回流聚居，催生了新的选举人口地理；三是突破传统“政治正确”，加速了“边界战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族裔在政党倾向和居住地区上日益聚拢，导致美国“拯救联盟”(coalition of restoration)③的形成甚或强化，从而使美国日益从“种族熔炉”演变为“族裔战场”，就政党重组而言则是以“边界战争”(border war)逐渐替代“文化战争”(culture war)。 一、政党重组的政治文化转型背景 面对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异军突起及由此导致的政党重组，大多数理论家、观察家和评论家都有一种无力感。④在笔者看来，这根本上源于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它不仅为特朗普崛起提供了环境，更是美国政党重组的深层动力。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发生在两个巨大反差之下：一是短期性的，即在冷战结束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美国人经历从“历史的终结”到“恐惧共和国”(United States of Fear)⑤的大起大落，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所享受的“历史假期(holidays from history)”⑥结束了，美国霸权地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个则更为长期，即自建国直到冷战结束，尽管略有挫折，但美国始终一路高歌，从一个新建的弱国发展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进入21世纪后的种种发展似乎表明，美国国运的基本态势正发生历史性转变，即可能从兴盛转向衰落。上述双重反差推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寻找新的出路，而2008年的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等，很大程度上都在推动着这一政治文化转型背景下的政党重组。 回顾美国历史，可以发现，美国政治文化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从独立前直到内战时期，可称之为从依附到独立。美国重要的政治文化研究者之一迈克尔·布林特(Michael Brint)教授在讨论政治文化的谱系时，将美国的政治文化称作为“方法”，而法国和德国的则称作为“传统”。⑦尽管这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有关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之争，但它也的确反映了美国政治文化的现实状态。那就是，作为一个仅有200余年民族发展史且由来自世界各地移民组成的国家，美国迄今为止尚难被认为已经真正拥有其政治文化的“传统”。它所拥有的，更多是各种政治文化要素的集合，而其传统可能仍需更多时日、更多历练才能得以形成。这一点在美国建国之初尤其明显：其政治价值观传承于西欧，但也尝试与旧世界完全决裂；政治制度则以分裂的三权分立确保美国人的团结；政治行为往往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个极端之间摇摆。⑧因此，这一阶段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使命是：在政治价值观领域建构真正的“美国人认同”，在政治制度领域确立完整的联邦制度，而在政治行为方面则强调其与欧洲传统相区别的孤立主义。 从内战之后特别是在1898年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后，到1950年哈里·杜鲁门总统的顾问声称美国“已独步天下”，⑨是美国政治文化的第二个转型期，即从富有到强大。这一时期，美国面临严峻的“富有但不强大”困境：一方面，美国实力持续增长，美国正变得愈益富足。例如，到20世纪初，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世纪前的40倍；美国的人均GDP在1820年至1913年间增长了4倍，美利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民族。⑩但另一方面，美国面临着并非友善的国际体系环境，与美国同期崛起的还有德国和日本，法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等欧洲传统大国依然活跃，更严峻的挑战是美国的政治理念似乎曲高和寡，其所倡导的民族自决、公开外交等理念与欧洲大陆盛行的均势理念格格不入。在经历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三位总统的努力后，美国政治文化逐步完成了从富有到强大的转变，在政治价值观上对美国的榜样作用更加确信、且讨伐主义压倒了榜样主义，政治制度也得到进一步巩固，关键是政治行业表现得极具侵略性、极端性。 冷战结束至今，美国社会、政治也经历着深刻转型：从冷战结束之初“历史即将终结”的欢欣鼓舞，到200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打破其传统的地理绝对安全幻象，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及此后长达8年的经济困难，美国早已不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美国。从政治文化角度看，推动这一当代转型的驱动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及从“单极时刻”到“失落的十年”(11)的巨大落差。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有关“美国衰落论”的争论，但“美国衰落——这次是真的”。(12)例如，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1990年GDP占世界总量的7.87%，但到2015年增长到了22.26%。(13)最重要的是，美国普通公众正选择相信美国的确正在衰落；美国人对自身国家的信心指数从2000年的65%下降到了2016年的37%。(14)二是美国的制度僵化与政治极化特别是两党尖锐对立，对美国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在过去200多年里，美国政治制度未作重大更新，总体上导致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僵化，集中体现为美国正逐渐从传统的共识文化和妥协文化转向差异文化和对抗文化。(15)诸如政府关门、医疗改革困境等政策僵局表明，政治妥协越来越遥不可及。(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