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6)05-0130-07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5.012 教育公平是教育发展的根本要求。祛除教育的人格分等，实现教育从起点公平向结果公平的进步，实现教育从形式公平向实质公平的进步，是促进教育公平从理想走向现实的关键一步，也是创建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一步。 一、教育的人格分等 教育的人格分等表现为对人进行分等教育。教育的人格分等是通过等级性配置教育资源，区别对待教育中的人进行的。教育的人格分等虽然满足、促进了教育中少数人的发展，但却歧视、排斥教育中多数人的发展，造成了现实的教育不公平。对人进行分等教育，既存在于古代社会中，又存在于现代社会中。古代社会对人进行分等教育根源于社会对人进行分等，根源于等级制度的形成。以印度为例，公元前14世纪，雅利安人自视为高贵种姓，达罗毗荼人被视为卑贱种姓，由此确立了种姓制度。种姓制度，作为社会等级制，滋生了教育等级制。古儒学校的学生都是婆罗门等高级种姓，首陀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中国在商朝时期确立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森严等级制度。与森严的等级制度相适应，商朝的教育是等级性的。商朝的学校，有“庠”、“序”、“学”、“瞽宗”诸多名目，但接受教育的主要是贵族子弟，贫民和奴隶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由此可见，在古代社会中由社会等级制滋生了教育等级制。 现代社会中存在对人的分等教育，既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又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现代教育对效率的过度追求是对人分等教育的根本原因。工业主义的效率至上，必然渗透到教育领域，形成现代教育对效率的过度追求。现代教育对效率的过度追求，使得教育更多关注社会对人的外在需求，更少关注人的内涵发展。现代教育对效率的过度追求，使得教育更多关注知识积累，更少关注智慧生成、德性涵养、品质凝炼。现代教育为了追求教育高效，把人当作工具塑造。现代教育追求教育高效的活动受到两个条件的制约：一是个体的差异性；二是教育发展的不充分。个体差异对教育高效的制约表现为：作为教育对象的个体，其先天禀赋和后天发展，存在很大的差异，使得现代教育无法像现代工业一样，获得质地同一的材料进行加工，制约了现代教育对教育高效的追求。教育发展不充分对教育高效的制约表现为：众多的受教育人口和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使得教育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存在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尖锐，反映了教育发展的不充分。在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条件下，为了解决教育供需矛盾，现代教育以同一模式对千差万别的个体进行统一塑造，教育效果、教育效率、教育效益都不理想。由此，现代教育采取了违背教育道德、破坏教育公平的做法，将优质教育资源面向少数优秀学生集中配置，通过优先满足、促进少数人在教育中的发展，淘汰、牺牲多数人在教育中的发展来追求教育高效。这一做法，就其本质而言，是对人进行分等教育。 等级教育意识在现代教育中重新趋于活跃，是对人分等教育的思想根源。现代政治民主运动的兴起，扫荡了等级制度；现代教育民主运动的兴起，扫荡了等级教育。等级制度和等级教育消亡了，不等于等级教育意识消亡了。作为不公平的教育意识形态，等级教育意识在深受等级制度、等级教育浸染的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等级制度可以被摧毁，等级教育可以被废除，但是，等级教育意识却顽强地遗留在了现代教育中。如果没有完全的教育民主氛围彻底改造传统教育，等级教育意识就会在不完全发育的现代教育中乔装打扮重新出现。如果现代教育不从根本上警惕、剔除等级教育意识，等级教育意识就会在现代教育中滋生、蔓延。等级教育意识在现代教育中的滋生、蔓延，要求等级性配置教育资源，要求区别对待教育中的人。等级教育意识在古代教育中表现为歧视、排斥被压迫阶级；等级教育意识在现代教育中表现为歧视、排斥教育中处境不利的学生。等级教育意识在现代教育中重新趋于活跃，使得现代教育背离了公平的根本诉求，脱离了公平的伦理约束，使教育本身成为不公平的怂恿因素。 由于现代教育对效率的过度追求，等级教育意识在现代教育中重新趋于活跃，现代教育沦为对人的分等教育。对人进行分等教育在本质上是教育的人格分等。教育的人格分等具体表现为三种形态。 (一)教育对学校进行分等 教育对学校进行分等表现为举办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教育对学校分等，设立重点学校，奠定了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这是制度化教育不公平的源头。“层层设置的重点学校制度，导致区域内、区域间学校差距的扩大，甚至是人为地制造差距，造成了一大批基础薄弱的学校。”重点学校的设置主要流弊，在于造成了现实的教育不公平。追溯重点学校起源，客观认识重点学校，很有必要。设立重点学校的历史契机有二：一是1962年教育部颁发《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的通知》，决定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二是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先办好重点学校。设立重点学校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是1959年—1961年中国遭遇了空前的自然灾害，教育发展和国家发展陷入困境；二是1966年—1976年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基础教育趋于瘫痪，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先办好重点学校，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要，虽然是迫不得已的历史抉择，但也具有积极意义。重点学校兴办之初，破解了教育发展难题，发挥了教育教学的示范作用，促进了教育质量提高。重点学校兴办之初，利大于弊。但是，随着重点学校大批、大量的设立，重点学校愈来愈成为一种荣誉，只具有象征意义，不能实际发挥教育教学示范作用。到后来，重点学校由于缺乏教育教学创新能力，成为了应试教育的制度渊薮。层层设立的重点学校，妨碍了教育公平，妨碍了教育进步，妨碍了社会发展。针对重点学校的流弊，面对教育新的发展，2013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缩小校际差距……不设重点学校”①，充分表达了国家从源头治理教育人格分等，促进教育公平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