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4；G40-0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6-0144-08 伦理学之源自起始处的古老疑难与它未来之可能的道路在20世纪“唯一伟大的思想家”[1]115海德格尔处夺目绽开。海德格尔究竟有没有伦理思想一直是学界的聚讼之处。如果能够思及海德格尔对传统思想内容以及传统思维方式令人惊异的颠覆，在我们断言之前是否应该首先警惕：海德格尔是否也同样颠覆了传统伦理学?细究其文本，不难发现，致力于存在之思的海德格尔在为伦理学敞开一个新的维度时，因其本质关联亦将教育伦理学带入了新的道路。 一、伦理学与海德格尔 用“伦理学与海德格尔”而不是“海德格尔与伦理学”或者“海德格尔的伦理思想”之类做标题，意在于起始处就注意海德格尔时常提醒的“小心前进”。因为将海德格尔前置易于使我们忘记先在的乃是伦理学以致对海德格尔的教导孤零零地断章取义，而一旦标示“海德格尔的伦理思想”，那么就意味着海德格尔已经先在地具有了伦理思想。而这个潜藏的前提却是必须被加以质问的。而且在这样一种肯定性的标题中暗含着作者和读者那急不可待的渴望得到满足的知识需要。“与”这一饱含不确定性的词汇推迟了上述前提和需要，同时推迟所造成的暂时逗留也给予了新道路以可能性。在本文所探讨的问题容许的限度内，起始的问题乃是：伦理学与海德格尔是如何彼此对待的? (一)传统伦理学对海德格尔的指责 将伦理与海德格尔关联后首先被唤醒的极有可能就是他的纳粹问题。伦理学在未被严格定义时其与道德哲学并无二致，而道德又自明地将“善”或“好”作为它的本质要素，结果，在与之极端相对的惨绝人寰的纳粹恶魔的强烈刺激下，曾委身其中的海德格尔的纳粹历史很容易被愤怒的公众意见最先抓获：“在今天相互之间清算名字”[2]274。更为根本的，并非是海德格尔曾经置身纳粹一事，而在于他对“评价纳粹”这一公共呼吁的一生沉默。在这应该言说却不曾言说之处，很容易招致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色解读。不过，沉默不是无所言说，反而在因其驻足不前而吸引好奇诧异之目光以便敞开追思的意义上它乃是最为用心的道说。在此到达中，海德格尔的沉默就向人类生活展开了一个如影随形的深渊：“伦理学是不可能的”[1]114。 按传统哲学套路，伦理学乃是哲学家必要言及的哲学分部，所以，在《存在与时间》面世之后，海德格尔的朋友就追问其伦理学的下落，然而他避之而以“存在论”应对。海德格尔的顾左右而言存在之涵义不言而喻：盖因在日常伦理生活中，处于非本真状态的“常人”安心地庸庸碌碌于存在之遗忘中，以致于“公共性的光把一切都弄得昏暗了”[3]作者序。所以，海德格尔正要唤醒人们对存在之意义的追思以期通达澄明之域。但是，此时的海德格尔还是太过于年轻和鲁莽，其直率的存在之思在颠覆传统形而上学之根基时亦无可挽回地崩塌了这一地基之上的所有建筑，由此催逼着伦理学的最大灾难——虚无主义——对当下生活的豁然敞开：海德格尔“破坏了正当的和邪恶的制度借以分别的基础”[4]1039。在此，毕生努力克服虚无主义的海德格尔却荒谬地成就了虚无主义：把已近风起云涌的现代性无可挽回地推至最高潮。常人以自己的本真方式吸纳了海德格尔。明显地，海德格尔依旧怀有思想家们惯常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以致忽略了苏格拉底的毒药和柏拉图的叙拉古之行。人是城邦(政治、伦理之地)中的动物，任何对这安全的庇护之所的根本撼动都是在轻视人的这一本质属性。无论是形而上学式的还是海德格尔存在之思式的协调一致或许都在逻辑地忽略着人自身本有的理性(哲学)与政治之矛盾。这也正显示着海德格尔依旧保有传统形而上学的梦想：一个自洽的体系。虽然它隐而为显，幽暗神秘的“存在之思”却时时召唤着存在者对其由之所出的这个根源的返乡。也正是对作为奠基的“存在之真理”的语焉不详以及对明确的伦理规范的不置一词，海德格尔似乎确是拒绝着伦理生活的任何可能性。为海德格尔所激赏的荷尔德林对此概括得极为精到：“地上可有尺规?——绝无。”[5]1然而诗人的仰慕者在此却罕见地反对了诗人的这一断言：“只有当作诗发生而成其本质，而且其发生方式的本质是我们所猜度的，就是作为一切度量的‘采取尺度’，这时候，栖居才能发生。”[6]212这颇为令人惊讶：无伦理的海德格尔竟要为人之栖居着想?为栖居着想意味着思及何谓“好的”栖居，而“好的”恰是伦理学的专属。那么，在对海德格尔没有伦理学之指责是否属实的疑惑中，海德格尔对伦理学的态度召唤着我们悉心地进入。 (二)海德格尔对传统伦理学的批判 深具反思意识的海德格尔对传统思想及传统思维方式的深刻批判极易被理解为尖刻的批评。然而，我们在误解批判的同时亦误解了海德格尔。 首先，批判的前提之一是承认被批判者的存在。只有在“看到”并“运思”伦理学之后，方才能够对它的阻隔做出真实的回应。深浸西方传统的海德格尔对作为哲学之一部的伦理学当然不会无视：“‘伦理学’与‘逻辑学’、‘物理学’一道最早是在柏拉图的学院中出现的。这些学科产生的时代，是一个使思想变成‘哲学’、但又使哲学变成επιστ
μη(科学)并且使科学本身变成学院和学院活动中的事情的时代。”[7]417自柏拉图的阿卡德米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被筑起围墙，伦理学就沿着同一平面——形而上学——上的两个方向——“美德即知识”和“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8]47——绵延至今。行至康德，海德格尔在格外关注这位伟大的德国同胞时亦不得不严肃对待他的道德哲学。当康德思及“我应当做什么”而达至绝对律令时，这一律令却因指向处于事实意义之下的存在者而成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对立面。尽管力图自成根据的“应当”为其权威地位命以“价值”这一被近现代所尊崇的新词，但是很快，历史就将展示出这“坚实的”价值与可畏的虚无主义水乳交融的趋势。正是基于对伦理学历史性的深邃审视，“在传统中行进”的海德格尔断然不会愚蠢到想以“一种幼稚的僭妄要求”来摧毁和否定伦理学。所以，海德格尔在批评之余紧接着使伦理学残存了下来：“难道我们不应该保护和保证这些现存的约束么?当然应该的”[7]416。说其残存，是因为它乃是一片透彻骨髓的责难声中仅有的呵护。无论怎样，海德格尔依然认为现存的伦理学还是有存在的理由的。 其次，批判作为严肃真诚的对待已然将批判者的关切投入其中。这一关切因有刮骨疗毒之痛而易受被批判者的拒斥乃至憎恨，但此种强烈情绪的产生亦明示出它被强烈地接纳，以至于不得不聚集全部的力量来重新稳固正剧烈晃动着的自身之根基。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希腊情形极为相似，历经世界大战的震撼和文明衰落的冲击，西方不得不在现实之废墟上遥望未来的道路。这一状况同样逼迫着貌似只关注“存在”的海德格尔，这从他对胡塞尔的叛出中可见一斑：(一战之后)“人们很快便对他(胡塞尔)关于向纯粹意识进行‘还原’的学说失去了兴趣，而年轻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所提出的那些激动人心的问题却越来越吸引住我们”[9]172。追本溯源，《存在与时间》开篇即宣称：最重要的存在问题“如今已久被遗忘了”[10]3。海德格尔终其一生都按此诊断孜孜探索。同样，在破败和解体之威胁面前，现存的伦理学或许已达到了它的完结，所以它不得不期待一个新的开始。显然，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是在回应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被贴上“存在主义者”标签的海德格尔亦趁机划清与风行的存在主义的界限。然而，在萨特被寥寥几笔掠过之后，作者的深层意图才被完整呈现：深思人之居留，而这也正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伦理学的重新唤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