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考试也称标准化测验(standardized test)。严格说来它是指测验全过程的标准化，要求在确定考试目的，进行考试设计，编制试题，评价试题质量，通过试测以决定试题的难度，建立题库，确立常模或标准，筛选试题搭配试卷，对试题试卷的管理、出版发行，直到评分和对测验分数的解释都必须严格地按照教育测量学的原理进行，都要达到一定的指标要求。对实测环境、条件的控制也必须严格公正。标准化考试是教育及心理测量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教育及心理测量作为一门新的教育学科刚刚诞生不久，即经一批留美归国学者的介绍而与中国教育界见面，标准化测验也作为改良传统考试的有力手段被广泛宣传和倡导，并掀起了二十年代初期测验运动高潮。此后有不少专家和学者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了长期认真地探索研究，对现代中国教育改革和教育科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本文拟在考察中国二十至四十年代各种心理、教育标准化测验的理论和实施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标准化考试的引入与初步发展的历史。 二十年代标准化考试的引入与测验运动 十九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基于实证科学的迅速发展，以及以思辩为基础的传统教育理论在实践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以欧美实验教育学派为主倡导用科学的方法针对教育问题进行分析和实验，以促进教育成为一门可以量化的纯粹科学。要使教育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就必须寻找到一种方法，能够精确地测出教育促成的一切变化的程度和种类。这种主张推动了不少心理和教育学者对考试的科学化进行探索。当他们把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特别是数理统计方法运用于考试的研究之后，使考试的面貌为之一新。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卡特尔(J·M·Cattell)、桑代克(E·L·Thorndike)等一批欧美教育、心理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诞生了一门新的教育学科——教育测量学。当时，欧美编造的各种测验和量表日见增多。在美国，又正兴起教育调查运动，标准化测验被视为从事学校调查者必不可少的工具。一些较大的城市如巴尔的摩、纽约、波士顿先后于1912、1913、1914年设立了测验研究部，聘请测验专家主持大规模的教育测量，指导学校调查活动的进行。[1] 正当美国的测验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中国的留学潮流也因1908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引导而倾向美国。归国的庚款留美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乃至二、三十年代将欧美正在发展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输入中国的主力军。标准化考试的引入也正是和他们的活动有关。 首先在教育实践中参照应用标准化测验的是俞子夷。俞子夷1913年曾受江苏都督府教育司之遣前往美国考查教育。1918年，他根据桑代克制定书法量表的有关原则，编制小学国文毛笔书法量表四种，行书正书各占一半。这是我国第一份自编的教育测验量表，在当时中小学教师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遂树立了国人关于教育成果可用客观标准予以考查的观念。[2] 初步从学理上引入标准化测验并推动我国测验运动开展的是陈鹤琴、廖世承等人。陈、廖二人都是由清华学校派出的庚款留美生，先后于1914、1915年赴美。陈鹤琴于1918年夏季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教育硕士学位后，试图攻读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博士，但未获桑代克的批准。于是他转而攻读心理系主任伍德沃思(Robets Woodworth)的心理学博士。他在对有关心理学课程进行了一个学期的准备之后，便开始着手撰写导师为他拟定的题为《各民族智力之比较》的论文，并设计好智力测验的材料准备于1919年下半年赴檀香山调查研究居住在那里的七、八种民族的智力情况。陈鹤琴后来因接受南京高师校长郭秉文的聘请，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便回国任教，但他在论文准备过程中丰富起来的心理学和有关智力测量、教育测量方面的知识，为他回国后将标准化考试引入国内，推动二十年代的测验运动发挥了作用。[3] 与陈鹤琴相比，廖世承在美国接受了更为系统的教育、心理测验知识，有更丰富的实施测验的经历。1918年，他所就读的布朗大学曾因廖世承所修习的心理学和测验学科，以及他在其他学科上所表现的优异成绩，接受他进入Sigma Xi学会，授予他象征荣誉并作为标识的金匙徽章。Sigma Xi会是美国为实科大学生专门设置的荣誉学会，数千人的布朗大学，每年被接受入会的仅十人左右。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他“为准备博士论文材料，各地奔走测验。”廖世承于1919年与陈鹤琴同期回国，并都受聘于南京高师。[4] 陈鹤琴、廖世承受聘南京高师后，即倡导智力测验与教育测验。他们二人合译了《比奈——西蒙智力测验法》及《说明书》，开设测验课程，并首先运用心理测验试测投考南京高师及其附中的学生。同时，他们还转译和编造各种测验量表、著文演讲、到各地学校实施测试，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1年，陈鹤琴与廖世承合著的《智力测验法》作为高等师范学校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是他们归国后积一年半教学与试行智力测验的成果，于1920年底完成。《智力测验法》是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智力测验知识的著作，是我国教育测验运动开端的标志。它不仅使一般教育工作者了解到智力测验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了解到一般智力测验从编制测题、制定量表到分析结果的基本过程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客观性和标准化原则。尽管它介绍的关于测验的知识是浅显的，在提供的三十五套智力测验中，大多为直接翻译，有些虽经过改造，但也没有足够中国化。自编的测验因试测的对象太少，其样本容量远未达到建立常模的程度。还有在对测试结果的分析上，因限于当时社会的统计学基础，缺乏足够的学理介绍，使用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操作而不知其学理根据。但是，它毕竟为教育测验运动的开展做了知识上的铺垫，奠定了较广泛的群众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