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提出了“文学想象政治”这个命题，用于重新解释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意在纠正工具论的文学观用政治的强力束缚了创作自主性。在界定想象一词的内涵时，认为它既指文学对于人类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指政治对于人类美好生活的追求，正是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这份想象共约性即中介的透明，使得文学走向政治成为可能，也使得政治走向文学成为可能。但是，由于文学的想象是超越性的，而政治的想象是要付之于实践的，因而文学的想象又常常超越政治的实践。但这样的理论命意并没有用于具体文论史案例的研究中，以此验证“文学想象政治”的批评价值，使得这个理论观点不免有些抽象性。本文则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试图通过几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呈现这个理论命题作为批评原则的有效性，完成对于“文学想象政治”之批评维度的阐释，从而使想象政治不仅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解释上具有基本理论的意义，也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的批评前景的原则与视野。 比如在讨论文学与政治关系时，人们经常提到鲁迅的一个论述，即文学家为什么会在革命之前欢迎革命，在革命胜利以后却与革命发生冲突。照理说，作家既然选择了革命，革命又以极大的热忱接纳了作家，他们之间应当亲密无间、相爱终生。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个中原因在哪里呢？我们认为，答案就可以从“文学想象政治”这个命题之中获得。 鲁迅以叶赛宁与梭波里为例子，他说：“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①叶遂宁通译为叶赛宁，以描写旧日俄罗斯的田园生活为特色，十月革命时，曾放声歌颂革命，但革命胜利后，又日益苦闷，遂于1925年自杀。梭波里的情况类似，曾接近革命，于1926年自杀。其实，在当时的苏联，属于这类现象的还有高尔基与马雅可夫斯基等。尤其是高尔基，他是苏俄革命的第一只“海燕”，可在革命胜利后，却埋怨革命政权不够重视知识分子，并为多名被逮捕的知识分子求情，因此常与列宁通信，讨论这些问题。列宁分析了高尔基的思想状况，认为他陷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而不能自拔，劝其离开居住的彼得格勒。列宁指出：“您既不搞政治，也不观察政治建设的工作，而是从事一种特殊职业(指高尔基当时正在领导出版编辑工作——引者注)。这种职业使您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他们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在最好最难得的情况下，他们也不过是彷徨迷惘，悲观绝望，呻吟叹息，重复旧成见，担惊受怕，惶惶不安。”② 过去，人们如何解释这个始也革命、终也对革命产生犹疑的现象呢？大都将其归结为是作家脱离革命实际造成的，因而认为只要作家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实际，完全接受革命的事实，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能摆脱这种苦恼，走上正确的创作道路。列宁就是这样劝导高尔基的，他指出：“大家劝您换换地方，因为使自己的神经失常到病态的地步是极不明智的，就从最简单的考虑来说，也是不明智的，更不用说从其他观点来考虑了，可是您却固执己见。”③列宁这里所说的“从其他观点来考虑”，其实指的就是“从政治观点来考虑”，暗示了若从政治观点来看高尔基不愿离开知识分子群体，其实是犯了政治方向上的根本错误。只是碍于高尔基享有革命作家的崇高地位，列宁才没有明说罢了。列宁提出了解决高尔基转换思想意识的方法，就是深入革命实际，“要观察，就应该在下面观察，在下面可以看看重新建设新生活的工作，在外地的工人居住区或农村观察——在那里用不着在政治上掌握许多极复杂的材料，在那里只观察就行了。可是你不这样做，反而把自己摆在翻译作品之类的职业编辑的地位上。在这个地位观察不到新生活的新建设，会把全部精力都浪费在听病态知识分子的牢骚上，浪费在观察处于极端严重的战争危险和极度贫困的条件下的‘故’都上。”④列宁所说的“从下面观察”，是指深入工农生活去进行观察；所说的“编辑地位的观察”，是指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子的观察，看不到工农的新生活、新建设。显然，高尔基最终是依列宁的主张离开了知识分子群体，摆脱了自身的精神危机，全身心地投向革命怀抱了。此后，关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基本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路。凡不能全方位写出革命现实的作品，或对革命现实加以详细分析并指出其缺点的，或在面对革命现实时不断有牢骚的，均被视为脱离现实而受到批评。而为这类人所开出的药方，也均是强调深入生活，转变立场。 但是，从“文学想象政治”的视野来看这一现象，则另有一番解释空间。鲁迅的解释就与列宁的不同，他从文学与革命的区别来分析问题，看出了文学是在想象政治，而政治是常常不能接受这个想象的。鲁迅点出了问题要害：“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⑤这个“理想和现实不一致”正是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永远冲突，所以鲁迅才用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一命名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要破除文艺与政治可以相一致的那些观点。鲁迅的深刻在于，他从文学的特性出发看问题，故知文学是始终反抗现实、恪守理想的；而政治却未必能够前后如一，它或者反抗既定现实，追求理想，或者是一旦获得权力，就放弃反抗与理想。鲁迅的说法是经典的：“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唯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⑥这段话的推论是严密的，文艺与政治可以统一，即基于它们都有不安于现状的一面。但是，文艺有文艺的特性，它将永远的不安于现状；政治则并非这般，如果大权在握，就强调维持现状，所以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区别，埋下了它们相冲突的种子。鲁迅与列宁的区别表现在：一个站在文学的立场，一个站在政治的立场；一个以文学特性为评价的标准，一个以政治特性为评价的标准；一个强调文学不能没有想象的属性，一个强调政治不能因为文学的拖泥带水而有所丧失。哪一个更准确呢？那要看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了。站在“文学想象政治”的立场上，当然是鲁迅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实际；站在文学应当为政治服务的立场上，当然是列宁的解释更能为政治提供文学的那份动力。“文学想象政治”这个命题，比文学为政治服务那个命题，更具有拓展文学审美空间的批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