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8)03-0057-05 文化诗学是当代文学理论在寻求转型发展过程中所建构的一种颇有生命力的学术话语。①它对当前文学基础理论的发展走向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原因之一乃是因为文化诗学对于当前文学理论怎样坚守审美，又如何关注文化这一焦点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颇具建设性的思考，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又直接影响到当前文学基础理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考察文化诗学是如何发生的，它表征了怎样的文论发展观以及它所存在的问题等，因此就有相当的必要。 就语词而言，早在1990年，曹旭的《流水与情思的系谱》一文开始使用了“文化诗学”一词。[1]1991年彭兆荣的《贵州文学分析的“文化诗学”视角》一文，也已然使用了“文化诗学”一词。[2]但这样的文化诗学语词无疑与作为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的文化诗学不相干。 时间到了1993年，葛林伯雷(又译格林布拉特)的《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一文被收录在张京媛主编的《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3]同时，其首次提出“文化诗学”观念(新历史主义)的文献《文艺复兴自我造型》被部分收录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的《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一书中。[4]受此影响，汉语学界使用“文化诗学”者此后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大多在其文中提及了葛林伯雷的“文化诗学”，如祁述裕的《市场经济中的文化诗学：话语的转换与命名的意义》、[5]张未民的《文化诗学：寻找新的生长点》等等。[6]但这些直接挪用新历史主义意义上的文化诗学，并非出于大众文化语境和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而生发的，它甚至还没有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换言之，此时作为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的文化诗学并没有发生。 1995年，蒋述卓先生在《当代人》上刊发的名为“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的理论文章，与作为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的文化诗学有关。这样说，倒不是因为蒋述卓乃文艺学中人，也不是因为此后蒋述卓先生也引领一干学人从事了相应的研究，而是由于它乃中国语境中较早为“文化诗学”命名的篇什。该文对文化诗学的界定是这样的：“文化诗学，顾名思义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这种文化批评既不同于过去传统的文艺社会学中那种简单的历史批评或意识形态批判，又不简单袭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或西方人所建立的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理论。它应该是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具有新世纪特征、有一定价值作为基点并且有一定阐释系统的文化批评。”从其强调本土文化语境、文学的文化批评等方面看，它与此后的文化诗学有一定的关联。[7]然而，由于它作为一种批评话语，是为了区别于当时的形式批评和社会学批评，而并没有针对现实的大众文化，也没有在理论上瞄准与文学理论关联甚密的文化研究，更没有彰显与文化研究相异的文学理论观念。也的确，那时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关联虽然在事实上已然存在，但是这种关联还未作为一个“问题”呈现出来，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尚未对文学理论形成“挑战”。为此之故，此文要引起文论界的普遍反响也就较为不易。从这个方面看，文化诗学的发生是不可能早于文化研究的。我们甚至可以将蒋述卓先生构想的文化诗学，视为与文化研究几近等同的“文化批评”。[8]也因此，这时候作为基础文学理论的文化诗学并未发生。因为这样的话，就会得出文化批评是文化诗学的结论。这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换一个角度考虑，如果我们承认文化诗学是“审美诗学与文化研究的双重整合”，[9]而文化研究在1995年那时又尚未切实发生，或者即使发生了但尚未对文学理论构成挑战与威胁，②此时文化诗学又哪有可能去整合文化研究？如此说来，我们也就非得承认，作为基础理论的文化诗学此时并未发生。 此后1996年，李春青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化诗学”的构想。依其之见，古代文论研究要将主体之维、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相结合，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某一诗学观念乃至文学作品，“必须被置放在一定的文化语境、历史语境并联系主体心理状态才能够得到较为准确的解读”。[10](P252)不妨说，此一“中国文化诗学”并非与1990年代的大众文化研究状况乃至基础文学理论研究有直接的关联，它更多的是考虑古代文论自身的研究方法问题。也就是它“并不是一种普泛理论，它只适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现象，主要是古代诗学观念的研究”。[11]但是，此一文化诗学的构想具有较大的方法论意义，即它改变了那种抽象还原、纯粹求真的研究，而主张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分析某一文论观念是怎样建构的，在这种追问中展开阐释和理解，既而获取一种能与当下关联起来的意义。如果从这一点看，则可以认为这种“中国文化诗学”的研究构想具有走出古代文论研究领域而成为一种具有较大方法论意义的理论之可能性。简言之，即成为一种“基础理论”意义上的“文化诗学”。 接下来的1997年、1998年，发生了一些与文化诗学相关的事件。1997年童庆炳、王一川等先生申请了与文化诗学相关的教育部教改课题“在双向拓展中更新文学理论课程”。[12]1998年开始，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为本科基地班的学生开设了“文化诗学”的必修课，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了“文化诗学专题”课程，为博士研究生推出了“文化与诗学”的课题研究。[12]但是，就文献材料看，1999年才是文化诗学的提出年。③这一年，童庆炳先生发表了《文化诗学是可能的》《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中西比较文论视野中的文化诗学》等论文。这些文献，才使得作为基础理论的文化诗学或者说作为学科建设的文化诗学发生了。理由大致为：其一，它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勾连了起来，并直接地受到了文化研究的影响。这一点童庆炳表达得最直接不过：“文化诗学是吸收了‘文化研究’特性的具有当代性的文学理论。”[13]其二，它提出了与文化研究相异的文学理论观。甚至有学人指出，文化诗学是作为对文化研究的一种“限制”才发生的。[14]这种限制使得它并没有抛弃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传统，甚至还以这种传统作为其理论的“内核”，并认为原有的不能完全适应当下现实需要的文学理论，在经过一番改造后就有可能与时俱进了。[15]文化诗学的这种文学理论观，既具有现实语境的针对性，又具有较为自觉的学理继承性。这是此前所出现的“文化诗学”说所不具备的。为此之故，我们认为此时作为基础理论意义上的文化诗学才得以发生。这样的认定也与文化诗学倡导者的看法一致，即“中国的文化诗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被提出来”。[16]我们无需怀疑文化诗学倡导者会因了话语权而无视历史事实，实际上，童庆炳先生往往将文化诗学的发明权冠以“北师大”，而且并不自封正统而排斥其他学人及学术机构的文化诗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