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16)04-0021-0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常年保持近两位数的增幅，2003-2007年间更是实现了11.6%的两位数增长，总量经济已跃居世界次席，被外媒誉为“中国奇迹”。然而“中国奇迹”的高增速，是粗放发展模式的要素投入增长机制所驱动，当制度与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时，日益凸显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推动性不足、资本投入的低水平利用等弊端，致使我国面临“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前期政策消化”的三期叠加。因此，“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绿色、创新战略机制有效取代要素投入增长机制的转型要求，旨在通过创新型人力资本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自T.W.Schultz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后，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便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经典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途径，教育在国民经济中充当人力资本的生产性部门，以教育层级、教育存量、教育年限等形式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20世纪80年代，以Romer&Lucas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创了内生增长理论后，日益凸显了经济增长中教育人力资本溢出的重要性，根据Aghion & Howitt(2011)的总结，人力资本溢出的实现机制有三种[1]：第一，遵循Uzawa-Lucas模型的直接机制，教育与“干中学”分别塑造了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与外部效应，直接机制则强调了教育塑造的人力资本，以内部效应的形式溢出影响最终品生产；第二，沿着Nelson-Phelps模型提出的间接机制，经济增长取决于TFP，而TFP则受制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在技术进步中扮演知识吸收与溢出的转换角色；第三，既直接影响最终品生产，又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中介，对经济增长起复合影响。研究基于Lucas模型，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教育人力资本与直接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伴随新经济地理的发展成熟，地理空间上的聚集效应也被广泛运用至跨学科的研究中，采用差分GMM、系统GMM与空间GMM的工具变量法，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探讨教育人力资本空间溢出的增长效应。 二、文献综述 自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问世以来，涌现了一批有关人力资本通过直接、间接以及综合影响机制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Mankiw、Romer & Weil(1992)以各级教育的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的测度指标，比较了入学率的提升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后，验证了入学率与经济增长间的正相关性[2]。Glaeser、Scheinkman & Schleifer(1995)以劳动力中接受教育的人口数量为代理指标，揭示了国家经济增速受惠于教育扩展引致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升[3]。Bassanini(2002)对1971-1988年OECD成员国的人均GDP与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进行回归分析，证实了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上升与静产出提高之间的正相关性[4]。Petrakis & Stamatakis(2002)的研究比较了身处不同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现具备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性更强，而这一指标在发展中国家则突出表现为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5]。Di Liberto(2008)[6]，Pereira & Aubyn(2009)[7]的新近研究，均支持了经济发展阶段对劳动力的教育存量存在差异化需求的论断。 区域经济增长方面，姚先国和张海峰(2008)利用动态面板分析了教育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发现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推进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教育塑造的人力资本也表现出一定的溢出效应，但与物质资本投入相比，教育存量的差异并非是造成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动因[8]。黄海军等(2012)的研究则表明，研究生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产出施加正向影响，经与物质资本的横向对比后发现，研究生教育并未展现出最高学历教育的层级性，知识资本的溢出效应远低于物质资本[9]。许长青(2013)基于C-D生产函数，探讨了广东省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发现高等教育塑造的人力资本与广东省经济增长间的依存度较高，二者间存在内生性，而普质型人力资本的贡献值大于高层次人力资本[10]。既有的研究绝大多数肯定了教育塑造的人力资本在国民经济增长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部分经验研究推翻了人力资本的直接机制，或者说否定了教育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如，Benhabib & Spiegel(1994)的研究指出，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11]，而Angel de La Fuente & Rafael Doménech(2006)的研究，更是否定了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12]。 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兴盛，教育人力资本及其溢出效应在地理空间上的局限性被打破，促使国内外学者进一步思考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时的空间聚集效应，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不断成熟与完善，也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撑。Rosenthal & Strange(2008)的经验研究，验证了人力资本存在着空间溢出机制且该溢出效应为正[13]。Fischer(2009)基于1995-2004年欧洲22国198个地区的Panel Data，利用空间信息对MRW模型的嵌套后指出，相较于物质资本空间溢出的正效应，教育人力资本空间溢出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并不显著[14]。肖志勇(2010)探讨了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间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其研究受限于空间权重的外生性[15]。高远东、花拥军(2012)虽将内生空间权重嵌套于MRW模型内，但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教育的层级性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16]。 当前研究存在着以下不足：第一，关于经济增长中是否存在教育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论，因而需要进一步的深度挖掘；第二，在教育存量方面，当前的统计口径多集中于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但该统计口径无法精确刨除非劳动人口对经济增长的扰动；第三，受限于统计口径的选择，缺乏对研究生教育塑造的“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关注。综上，本研究旨在劳动力统计口径下，兼顾教育层级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差异化影响，将研究生教育的教育年限纳入人力资本结构的研究范畴，探讨教育人力资本之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性，在Lucas模型的基础上，讨论教育人力资本的直接溢出与空间溢出效应。在空间效应的方法选择方面，Elhorst(2010)[17]将LeSage & Pace(2009)[18]对横截面数据方法推广至空间面板数据的求解，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