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3.5;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6)03-0046-06 [文献编码]doi:10.3969/j.issn.1004-6917.2016.03.010 审美生存是人类生存的理想方式，“是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的审美化”[1]。纵然时间相距数千年，空间横跨几万里，但海德格尔和庄子在审美生存这个核心问题上却不期而遇。海德格尔和庄子的哲学、艺术思想都围绕人的生存现实提出，都提倡一种审美化生存，追求人的本真状态，致力于建构一个适于审美生存的理想社会。当代社会，人类生存境况充斥着悖谬和疑惑，很多人存在精神病症，而“真正的精神解脱要靠审美超越来实现”[2]。因此，近年来，审美化生存成为思想家乃至普通大众的渴望与追求[3]。海德格尔与庄子的审美生存思想所蕴含的深刻的精神价值和现代意义也由此得到凸显。 庄子美学与西方美学的比较研究应该说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对庄子和海德格尔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近年来尤为学界所关注，但更多的是被放置于中西比较哲学的平台上。同时，从审美生存这一角度出发研究海德格尔与庄子思想，目前学界虽偶有涉及，但往往是对二者做孤立的、单独的研究，鲜有比较研究，更甚少从精神生态的角度对其审美生存思想进行现代意义的挖掘。本文即以海德格尔与庄子的审美生存思想之比较为主题展开分析探讨，并揭示其审美生存思想蕴含的精神生态价值。人类精神生态及其环境的构建需要不同文化精神、不同价值体系审美生存思想的碰撞、交融、互补才能彰显其应有的勃勃生机。海德格尔与庄子的审美生存思想有着深刻的会通和差异。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海德格尔和庄子的审美生存思想加以同中寻异、异中求同的探讨，对于我们理解中西方共同的文化母题和世界性文化共生现象，应该不无裨益，同时以期能对美学领域的庄子和海德格尔比较研究的欠缺有所弥补。 一、共同的审美生存向往：“乘道德而浮游”与“诗意地栖居” 庄子在《庄子·山木》、《庄子·逍遥游》等作品中描绘了一种“乘道德而浮游”的理想生存境界。《庄子·山木》篇云：“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管，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意思是说，只要能够做到与时俱化，一切顺其自然而不偏执一端，那就可以“动而皆得其宜”、“免乎诸累”，可以不受他律，无往而不适。“乘道德而浮游”正是实现自我拯救摆脱尘世污浊的心灵的解放之旅。正是在这“游”的过程中，人的精神才得以全然挣脱各种现实束缚，心灵自由翱翔于浩渺天地之间，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地》)，从而进入一种完美和充盈的生命境界[4]。故而，庄子的“乘道德而浮游”倡导超越世俗不为物累的自由逍遥的生存理想，并提升小我为宇宙大我，将审美生存的探求之路引至“道德”(道)的层面，不失为一种大解脱大自由的审美生存境界，体现了他追求自由和理想生存的强烈愿望。 同样的，海德格尔心怀极大的热情以“诗意地栖居”走向澄明之境，召唤现实的自由的审美化的人生。海德格尔也因此被誉为“生态主义的形而上学家”[5]。海德格尔甚是喜爱和推崇荷尔德林的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6]海德格尔思想的终极追求便在于如何才能诗意地栖居。栖居是指居住于存在的澄明之境中，自由便是存在的澄明之境。人诗意地栖居，亦即人自由地生存。在海德格尔看来，自由是人的诗意栖居的本质，因为诗意栖居是一种存在的无蔽与澄明状态，这种从本源处敞开出来的无蔽与澄明恰是一种自由的体现。海德格尔所追问的存在之真理，其本质即为自由。诗意栖居之思的最终目的正是在开启存在之真理的本真境域中确证并达至人的自由。海德格尔“提倡学会思，彻底否弃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的追逐；他提倡诗性言说，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都不过是为了把人生在世引向诗意的栖居，使人成为真正的人”[7]。海德格尔在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揭示了远离诗意生存的人的精神的无根状态，探索了当代人的诗意栖居之途。 庄子和海德格尔各自描绘了自己的生存理想。庄子以“乘道德而浮游”为标的，海德格尔以“诗意地栖居”为旨归，其审美生存思想都关注人的生存境域和生存的最本源的体验，都包含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庄子与海德格尔皆身处社会剧烈变化、生存环境极度恶化的时代。身在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庄子借助寓言这一形式设想了个体审美生存的理想方式和境界。而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深感现代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海德格尔与庄子产生了深深的共鸣。海德格尔因而不断省思，寻找人类诗意栖居之途。正是对庄子思想的接受促使其由前期存在论向后期存在论的深刻转型。他不仅多次直接将自己与庄子相联系，并着意借鉴庄子文艺创作的表达技巧，也常援引庄子原文来阐明自己的生存哲思。审美生存也因之成为庄子和海德格尔共同的精神向往，并与当代精神生态审美深层贯通。 二、审美生存对现实生存的诗意超越：相似的精神诉求与各异的实现途径 (一)审美生存的本质规定：“无待逍遥”与“无蔽状态” 庄子的“乘道德而浮游”是一种“无待逍遥”的“自由”。《庄子·逍遥游》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彼且恶乎待哉!”《庄子·田子方》云：“游心于物之初。”《庄子·天下》中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庄子·人间世》也说：“乘物以游心。”《庄子·德充符》亦云：“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于德和。”《庄子·应帝王》也有：“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和焉。”“无待”、“游”不仅理所当然地成为《庄子》“内七篇”中的核心术语和基本主题，而且在‘外”、“杂”篇中也得到进一步的延伸与发展[8]。庄子笔下“庖丁解牛”(《庄子·养生主》)，“偻者承蜩”、“津人操舟若神”、“吕梁大夫蹈水”(《庄子·达生》)，“大马之捶钩者”(《庄子·知北游》)，“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庄子·田子方》)的故事所极力描绘的所谓“至人”、“真人”、“神人”、“圣人”，置身于和谐愉悦的诗意状态和“无待逍遥”的自由境界，实际上就是一些超越世俗不为物累，能够按照事物、人类和自己的本然之性在现实生活中生存的人，也都是“乘道德而浮游”者的代表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