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6)03-0073-06 1943年，任鸿隽在《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一文中阐述道：“‘科学’二字在吾国一般人心目中已成普通常识，此可于今日常语中之好用‘科学化’三字见之……而科学化运动尤可谓集科学蔚为常识之大成。”[1]而20世纪上半叶恰逢欧美教育“科学化”运动的兴起及发展，它对近代中国教学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教育“科学化”运动兴起的背景与概况 学界认为，教育科学的创始人“始于赫尔巴特(J.E.Herbart)”[2]968，他认为，“假使教育可以科学化的话，则教育必须接受心理学(研究人类天性的科学)和伦理学(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之指导。”[2]968随着《教育科学》(The Science of Education)和《教育科学之心理学的应用》(Appreciontion of Psycology to the Science of Education)等著作面世，赫尔巴特逐渐形成了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独立的教育科学观，他也被视为“科学的教育学”的创始者。[3]此后，贝因(Alexander Bain)的《教育科学》一书出版，“教育是科学的呼声，日甚一日。”[4]自教育学日趋科学化后，实验教育更为一般教育家所注意。1790年，裴斯泰洛齐(J.H.Pestalozzi)创办婴儿学校，实为“实验教育的开端。”[5]3冯特(W.Wundt)、铁钦纳(E.B.Tichener)等人则推动了实验心理学的发展，使得[5]3： 实验心理学在实验教育上既占一个重要的地位，且自智力和学力测验发达以后，实验结果可用精密的测量和统计，新方法和新实验更勃然而兴，实验心理和实验教育其进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实验教育学在欧美的兴起和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科学化”进程。1905年，比奈-西蒙智力测验量表的发表对教育科学产生重要影响。英国著名史学家贝尔纳(J.D.Bernal)曾言[6]： 教育的理论在传统上是追求一种教育哲学，其目的在于明确教育的真正意义……由于企图让教育学具有一种更加是一门真正科学的气味，便把智力测验引入了教育学。 此后，杜威(J.Dewey)、桑代克(E.L.Thorndike)、吉特(C.H.Judd)、何西克(J.F.Hosic)、孟禄(W.B.Munro)等人进一步把教育“科学化”运动推向高潮。例如，桑代克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根据教育实践的需要，吸收了各家的研究成果，把与此有关的各种问题概括成人之本性、学习心理和个性差异三个范畴，并以“教育心理学”这个名称统帅之。[7]106同时，桑代克把实验和测量方法引入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之中从而推动了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诚如美国心理学家希尔加德(E.R.Hilgard)所言：“桑代克坚决主张在教育的各个方面应用测量方法，这导致本世纪20年代教育心理学的繁荣……心理学由此而被称为教育的‘大师科学’。”[7]107 欧美教育“科学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影响了近代中国教育的“科学化”，而杜威、孟禄、推士(G.R.Twiss)、麦柯尔(W.A.McCall)等人来华则直接推动了中国教育“科学化”运动的进程。1919-1921年间，杜威来华，先后于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和广东共十一省进行讲演，宣传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诚如有学者言：“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8]211。其理由有二[8]211-212： 一是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现在的杜威，还只是一个盛名；十年二十年后的杜威，变成了无数杜威式的试验学校，直接或间接影响全中国的教育。二是杜威给了我们一个哲学的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此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分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两步。 如果说杜威来华传播的是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继后孟禄、推士、麦柯尔等人来华则把教育“科学化”运动付诸教育研究的各个方面。孟禄于1921年9月至12月来华对中国九个省份、十八个市及其邻近的乡村、学校和其他机关的教育状况作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孟禄认为：“中国教育最弱点在中学，其弊在教授方法不善，不能使学生应用，课程也未尽注意科学”[9]，认为“科学教学与社会有重大的关系”[10]43，主张“诸君从速研究科学教学法，取代演讲式教学法。”[11]554另外，在孟禄看来，“中国之困难，不在财政，而在缺乏科学上的人才，”[10]44而中国中学的科学教育，“简直是一点要不得。中国中学科学教育之不良，有二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令学生背名词，重分类……这个原因也可以说是教学法上不良……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概念不明了。”[10]47为此，孟禄主张，“教授科学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需要。国家无论战争时，太平时，均非注重科学培养实力不可。”[11]685较之杜威来华倡导教育的民主化，孟禄更注重中国教育的科学化。陶行知认为：“孟禄以科学的目光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12]1922年1月，孟禄返美，受中华教育改进社委托，他推举推士来华调查科学教育实施情况，以求推动中国教育科学化进程。推士于1922年6月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邀来华担任该社科学教育督导。在华两年时间内，推士“先后到达10个省、24座城市，考察过190所不同类型的学校，从事讲演、研讨会等不同形式的学术宣讲活动共176次”[13]，并对中国的科学教育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调查。推士认为[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