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终结论”的提出及其在中国学界引发的争论 “文学终结论”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艺学最直接、强烈的冲击之一。2000年，后现代主义文论和批评大家、美国耶鲁解构主义“四人帮”之一希利斯·米勒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举办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先抛出了石破天惊的“文学终结论”。①他的演讲后被译为中文，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标题，刊登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上，由此在中国引发了对“文学终结论”这一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和热烈讨论。该文引用著名的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中的一段话作为开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接着展开了阐述，收音机、电视、电影、流行音乐，还有因特网，在塑造人们信仰和价值观以及用虚幻的世界填补人们的心灵和情感的空缺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虚拟的现实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世界在诱导人们的情感、行为和价值判断方面发挥着最大的述行效能(performative efficacy，亦译“施为性效能”)，他进而推出结论道：“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它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②由上述引文可见，“文学终结论”实际上首先是由德里达提出的，米勒不过是赞同“文学终结论”并且给予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证和阐述罢了。 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一经提出，立即在中国文艺理论界引发了巨大反响。如有的述评所描述的那样，当时“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都被吸引到这位有点特立独行的、对中国似乎有着极大的热情和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奇人奇论上来了。反对者有之，赞同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国内比较文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的学人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大量有见解的文章。这表现了我国学人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表明我们正以开放、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学术对话中”。③ 在讨论中，以童庆炳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首先对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予以反驳和批评。童庆炳认为，文学存在的理由不是媒体的变化，而是人类表现情感的需要，“如果我们相信人类和人类情感不会消失的话，那么作为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会消失的”。④后来，他又强调文学以语言文字为独有的“审美场域”，是“别的审美文化无法取代的”。⑤许多学者也从文学区别于当代各种视觉艺术的审美特征出发，论证文学存在的不可取代性。与此相反，也有学者从后现代条件下文学被边缘化的意义上赞同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如余虹认为，在艺术分类学眼界中的“文学终结”指的是文学已由艺术的中心沦落到边缘，其在艺术大家族主导地位已由影视艺术所取代，“如此这般的‘文学’在后现代条件下的确成了某种过时的、边缘化的、无足轻重的东西。‘文学’终结了，逃离文学当然是一种明智之举”。⑥但另一方面，余虹也区别了“文学”和“文学性”两个概念，指出在后现代语境下，消费社会、媒体信息和公共表演均呈现出文学性，后现代状况具有文学终结和文学性统治的双重特性。此外，还有第三种情况，有的学者以比较客观、辨证的态度解读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如金惠敏从“文学即距离”的观念出发，认为米勒敏感地感到，在全球化的电信时代由于“行动没有距离”造成了文学对自身的取消从而提出“文学终结”的预言，这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至少是应引起我们足够警醒的。⑦ 可以说，在米勒提出这一观点的头几年里，学界对之持批评态度的占主导地位。但是，中国学者的讨论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同样都透露出一种对文学未来命运的浓重的焦虑情绪。对他们来说，米勒的观点究竟在何种语境、何种意义上提出并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至少不是最主要的关注点，重要的是米勒的这一宣告似乎敲响了文学的“丧钟”，这令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于是，学者们从“情感”、“审美”、“文学性”、“文学距离”等各个角度出发，论证文学存在和继续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证明文学有其恒定的、不可能被其他文化形式取代的独特价值，它顶多被“边缘化”，而终究不可能终结。 2005年后，中国学者看待这个问题更为冷静，他们不再急于给文学套上“免死金牌”，而更倾向于对“文学终结论”进行周密的学理分析和同情式阅读与理解。赖大仁发现，米勒所谓的“文学终结”实际上“根源于它的研究对象即传统文学形态的终结”，主要指“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些因素”的丧失，而无论从文学研究活动还是从米勒本人继续从事文学研究的事实来看，终结论本身是“一个充满深刻矛盾和张力的悖论式命题”。赖大仁由此认为，重要的不是某些科学技术的现实条件，也不是人们乐观或悲观的情绪，而是“要有对文学与人的生存之永恒依存关系的深刻理解”，“同时还有一种与时俱进、顺时变通的开放性态度。”⑧笔者认为，这个看法比较客观、辩证，值得重视。肖锦龙更是作了比较深刻的反思并指出，米勒的观点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非议，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的学仁们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米勒的命题”，他们没有真正领会到“米勒‘文学终结论’中的‘文学’不是指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而是指一种产生在特定的时代、具有特定的含义的文化建构物，是指一种独特的文化话语”；由于中西社会和文化语境的不同，使得国内学人只是用“一贯的本质主义的文学概念去硬套米勒的后结构主义意义上的文学”，陷入了严重误读的境地，对米勒的反驳“压根就跑了靶，是无的放矢的”。⑨周计武也指出，米勒的“终结论”是从现代西方的文化体制中去反思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敏锐地感受到“在实然层面，现代文学观念在全球化的电信时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米勒并没有给文学和文学研究写悼词!”因为，“在应然层面，文学和文学研究依然具有永恒的魅力和存在的价值”，它是“文化自我表现和自我建构的一种存在方式”、“理解修辞、比喻和讲述故事……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以及“重视他者文化和理解他性的一种必要方式”。⑩应该说，这些观点比较符合米勒的本意，同时也是对之前激烈批评米勒观点的某种纠偏和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