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6)04-0099-008 通过继承和发展散见于马克思著作中不成系统的政治思想与国家学说，从而对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批判，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术旨趣与理论使命。在20世纪70年代，以普兰查斯与米利班德关于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工具论之争为契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重新检视并创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任务，并由此激发了二战后整个西方学界国家理论的复兴。不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理论较多地停留于内部争论与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批判，未能很好地回应诸如“多元主义”、“民主精英主义”、“合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挑战，也没有充分地参与诸如“国家能力”、“治理”等新理论关注点的探讨。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剧变以及全球化进程中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在西方世界一片福山式“历史终结”的狂欢中，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日益边缘化。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相对沉寂之后，以2002年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杰索普出版《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了新的复兴。杰索普早期致力于梳理马克思国家学说以及马克思主义各派国家理论的思想资源与方法基础，在《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1982)一书中提出了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必须整合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接合方法(articulation)。在1990年出版的《国家理论——资本主义国家归位》中，他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通过超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并借鉴卢曼的自生成系统理论、法国调节学派的调节(regulation)理论、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理论，提出了“策略关系方法(strategic relational approach)”的综合性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西方政治学与国家理论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杰索普逐渐转向利用策略关系方法并以一种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的方式，通过整合、空间尺度(scale)理论与治理(governance)理论，建立起资本主义国家的“类型理论”，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与重构进行了批判分析，主要成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调节方法及其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归位》(2007)。这些论著有力地回应了各种来自非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挑战，并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关于全球化与国家、国家建构、治理理论等议题的热烈讨论中给出了基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具有较强现实解释力的批判分析。 2008年年底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当前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管理与治理失败的全面检讨与反思。全球金融危机再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资本主义固有危机倾向的判断，并重新激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危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与现实批判。2013年，杰索普出版了合著《文化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中的文化归位》，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并通过竞争式治理概念的引入推进了关于治理失败与元治理的分析，最后对当前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及其危机管理的危机给出了有力的批判性解释。杰索普国家理论的新进展不仅为我们理解当前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也对我们思考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籍以批判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理论传统与思想资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清晰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的形式对应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应地国家作为总资本家的代理人，其管理方式的变革也对应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因此，所谓自由、平等、民主实质上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与交换关系的政治表达，试图以法律的平等来掩盖资本主义内在的剥削与不平等；国家可能表现出非统治阶级工具的特征而更多地作为一种相对的自主性力量或维系政治力量相对平衡妥协的粘合剂，但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资产阶级管理委员会的本质，其目标是为资本积累提供政治统治、经济调节和社会管理的支持。 不过，正如波普尔所评论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分析从根本上说都是“本质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政治、法律与国家并不具有相对于经济的原初重要性。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总体之本质的精辟分析，但对分析具体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却助益不大。20世纪70年代以来复兴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一方面以破除经济决定论与国家工具论的桎梏为目标，另一方面试图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中引入“制度主义分析”。比如，以霍洛维、巴维等人为代表的“资本逻辑学派”所发展出来的国家理论“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以及存在于国家、经济与市民社会之间复杂联系的真知灼见”②。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则通过“结构的多元决定”框架给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作的独到见解与批判。此后，奥康纳关于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危机的分析、哈贝马斯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分析、奥菲关于“福利国家的矛盾”的分析、法国调节理论学派关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与国家调节危机的分析，都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引入更具体的制度要素或范畴，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推进和深化，并在新的现实中给出马克思主义的有力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