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A DOI:10.13811/j.cnki.eer.2016.05.002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教育已然是在改革的风口浪尖之上。而处于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变革必然要对教育技术产生一种强烈的依赖，粉笔与黑板可能不会消失，但强劲的移动终端设备已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学习者与教学者的学习与教学环境之中。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信息化巨变的时代，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些可以改变我们认知方式的信息技术，故而，作为支撑未来教育变革的教育技术研究者必须有一种使命与担当，勇敢地扛起这面改革的旗帜，在推进教育技术变革教育问题的过程之中，重构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科框架，使之能更好适应中国的教学实践之场。 教育技术学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常常被学界称为“杂技之学”、“浮萍之学”，以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为主，长期忽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学界内理论自觉意识还有待加强与提高，尤其是在青年教育技术学者中间，常常弥漫着一种对学科缺乏自信的情绪，与其他兄弟学科的研究者在一起探讨有关教育问题，特别是论及理论性较强的话题时，则明显地表现出教育技术从业者的“工具性”人格和“匠人”的形象。因为除了计算机或网络的一些知识或话题外，基本就无话可说了，也就是说，往往游走于问题的边缘，缺乏入木三分的探究能力与精神，[1]严重缺乏从“是什么”到“为什么是”的探究精神。这种不足也不断地促使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方向不断地深化与发展，从而为理论成为实践者“信仰”提供可能性。虽然大多数情况下理论性问题是抽象的、晦涩的，甚至与现实之间存在表述上的距离，也往往被一些教育技术实践者认为是“口号”，但即便理论通常是抽象的，很难直接反映一个事物的正确属性，可对于林林总总、纷繁复杂的大量具体实践问题而言，它又具有“本源性”的意义。[2]所以，理论不是昨天的、过去的东西，对于实践来说具有极强的前瞻性。 一、“和而不同”与“可通约性” 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和而不同”思想是我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奠基人南国农先生提出的。南国农先生将《论语》中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再加上“求同存异”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基本理念。“和”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论语》中的“和而不同代表着恰到好处、恰如其分之意”。“和而不同”的内涵是：“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3]也就是说，“和”是和谐统一而非千篇一律，和中有其异，且必须有其异。在教育技术学科的历史演变之中，我们不仅要保持目标的一致——“和”，更要在和中求其不同，并且必须有不同。 然而，纵览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发展史，确实存在着“同”与“异”，“同”往往是大家所研究内容的不断重复，重复研究同一个问题的研究者相当之多。就拿《教育技术学》这一本代表着教育技术学科基本特征的著作，存在的版本就多达几十余种，本来不同的版本之间存在的意义在于“百家争鸣”，在于发展更加枝繁叶茂的学科之树。而往往这些著作的内容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就连体例都基本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虽不像“同卵之子”，但与“异卵之子”可能并无本质差异，似乎“抄来抄去”的现象也存在其中。其实我们本不需要这么多版本的“教科书”，除非不同的出版体系中汇聚一些与众不同的学术思想，否则存在的意义就可想而知。正因为大家都在重复着做一件事情，故而导致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关注太少。与其停留在“同”这一简单重复建设的水平上，不如多去思考与研究一些有意义的教育技术问题。又如，目前正热炒的“微课”和“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简称MOOC)”，并不是说这些新的、时髦的就是不好的，但“全国皆兵”式的蜂拥而上都去研究就不大好了，这种简单的趋同性不是“和”，更是一种“浮萍”式的追风，并且往往这种追求是盲目的，并不是所有的学科、所有的教师和大学都适合微课研究与MOOC建设。在面对潮流时，研究者或实践者更应该保持一定的目的理性，决不能让工具理性统摄自己。[4]正如贝弗里奇(William Ian Beardmore Beveridge)教授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的序言中写到的：“精密仪器(工具)在现代科学中有重要的作用。但我有时怀疑，人们是否容易忘记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始终是人的头脑。”[5]我们是技术的操纵者而不是技术的奴隶，是人的思想在推动技术的发展，是人的思想在促使技术目的的达成，不能忽视技术背后人的存在，技术是把双刃剑，哪一面起作用取决于人的思想。正如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所言，技术应用于有机体曾经成为产生机械的东西时的一根拐杖，这就好比在如今的电子和计算机的年代里，有机的东西之应用于技术，成为一个可怜的假肢一样。技术并不是属于人的，甚至它是非人的，并是随着惰性的有机体以及人认定的可能范围有所冲突而得以发展起来的。[6]总之，技术是无思的，追求效率活动与知识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我们应尽量通过教育技术使其与教育实践矛盾之间的鸿沟缩小，而不是放大。 教育不需要“炒作”，我们应该追求作为真正的研究者面对信息化潮流时所需要的一种知识分子的担当，从而生发出有意义的声音，这也许就是韦伯所说的以“志业”为生而非“职业”。[7]教育技术研究者需要领悟这种知识分子的信念来改变自己，让自己在所谓的新工具、新方式、新主义等潮流中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只有存在着一些批判者，才能更好地保持“和而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