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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教育的均衡发展既有利于经济增长，也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本文利用我国31个省1987-2014年的教育面板数据，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收敛模型来考察城镇化的教育收敛效应和增长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省际教育存在绝对收敛，且城镇化和教育的空间外溢性均有利于省际教育相对差距的缩小；另外，在城镇化的教育增长效应中，存在着“低城镇化陷阱”现象；当城镇化率高于43.1％时，城镇化的教育增长效应边际递增；反之，边际递减。
另外，在我国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时，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3年的53.73％②，已经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53％)③。关于城镇化和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城镇化对教育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城镇化除了促进教育发展外，是否有利于缩小区域间教育的相对差距却鲜有学者研究。本文借鉴Barro & Sala-I-Martin(1991)和Mankiw & Romer(1992)等学者们研究经济增长时使用的β收敛模型，来检验我国省际教育的β收敛性问题。本文有两个创新点：一是引入空间因素，检验教育在我国省域间是否存在空间外溢性，并探讨空间外溢性存在的原因及对省域间教育增长和收敛的影响；二是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城镇化对教育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和省域间教育的β收敛性问题。本文的内容设计如下：第二部分对教育收敛、空间溢出效应及城镇化的教育增长效应等相关主题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第三部分介绍教育水平的测算方法并进行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使用引入空间因素的β收敛模型检验城镇化的教育收敛效应和增长效应；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自Barro & Sala-I-Martin(1991)对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收敛进行了实证研究之后[6]，涌现了一些研究国家或地区间教育收敛的文献。Randa Sab & Stephen C.Smith(2001)利用3SLS方法对84个国家1970-1990年的教育、健康人力资本进行收敛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总入学率、初级中学入学率、预期寿命和婴儿存活率存在条件收敛，且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存在较高的相关性[7]。Jesús Crespo-Cuaresma(2006)对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1960-1990年的平均教育程度进行了收敛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基于不同统计数据库所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8]。D.Stamatakis & P.E.Petrakis(2006)分别对7个最先进的国家(OECD-G7)、发达国家(OECD)以及欠发达国家的入学率和万人中研究人员的数量进行了收敛性分析，证实组间国家的入学率存在发散现象，而组内国家的入学率呈现出收敛的趋势[9]。Marcella D'Uva & Rita De Siano(2007)利用回归与分类树(CART)的方法把意大利划分为三大区域，然后利用ADF检验方法，证实人均教育水平在意大利存在“俱乐部”收敛[10]。国内学者岳书敬(2008)对中国30个省(重庆归入四川)的人力资本(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指标)进行了σ收敛和β收敛检验，他的结论是中国各省份的人力资本(即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990-2004年期间存在绝对收敛性[11]。顾佳峰(2008)在对我国各地区基础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教育财政资源配置在小学层面呈收敛，即地区差异在逐步缩小；初中层面的收敛性不明显；高中层面的收敛性占主导[12]。谢童伟和张锦华等人(2011)对我国31个省(市)教育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在全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改革后，各省教育差距及农村教育差距存在显著的β收敛特征，而城市教育发展的省际差距也存在着β收敛趋势[13]。韩海彬和李全生(2013)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基尼系数在1993-2010年呈整体下降趋势，具有显著的σ收敛特征；全国范围和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教育均表现出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的特征[14]。黄乾等人(2015)对我国教育人力资本的B收敛性进行了研究，并引入了空间因素，结果发现教育人力资本在我国省域间存在显著的β收敛，但不存在“俱乐部”收敛[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