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权威的关系，是一个所有社会科学学科都关注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中，企业组织中的权力与权威问题，涉及的是经济指令的发出与执行问题，包含劳资合作与管工协调等问题。在社会领域中，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时候，谁发出指令，谁执行指令，也呈现出权力与权威的复杂关系。在家庭生活中，父辈对子辈的权力与权威总是被人提及。在惩罚犯罪上，惩教人员与犯罪者之间的权力与权威关系也为人所重视。但在现代社会中，从政治生活的特定视角审视权力与权威的关系更应受到重视。这是因为，政治领域中的权力与权威关系，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影响更为重大和直接。在现代政治所依托的现代国家中，由于政治权力构成的极端复杂，政治权力的权威性是否足够，关系到权力效用的高低、国家运转的顺畅、国家这一巨型建制的维系。政治权力并不直通政治权威，需要在两者之间搭建相对精巧的对接机制，才能相互贯通。否则，依靠横暴逻辑维持的权力，一旦丧失了权威性，会引发极为严重的政治危机，甚至导致国家的倾覆。 一、权力与权威：描述关系与规范关系 权力，这里主要指的是政治权力，如何具有权威，一直是一个促人探究的政治哲学问题。 首先需要界定权力与权威两个概念。按照一般的词典定义，所谓权力，“通常被视为一种关系，即一个人通过并非出自他人选择的方式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这种权力有时也以对他人的‘掌控力’(power over)的形式被提及。因此，如果A能让B做他在其他情况下不做的事情，就存在着权力。”[1]权力的运用形式被区分为三种，一是做出决策的能力，二是做出反决策的能力，三是控制思想的能力。①可见，权力是一种具有集群性特质的存在，个人对自己是不存在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的。说一个人掌握权力，意味着这个人具有影响、制约甚至支配集群内其他成员的能力，不论这个成员是一还是多。 所谓权威，“作为政治哲学家使用的规范性概念，指的是一种以道德主张形式呈现出来的‘统治的权利’(right to rule)。这意味着‘权威应该被遵从’，要比‘权威被遵从了’更重要。例如，在这个意义上，领导者可以基于选举结果、宪法规则和神圣权利或别的什么，不断地宣称自己拥有统治的权利，尽管大多数人并不认可这种权利。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则将权威视为描述性概念。韦伯(Max Weber，1864-1920)认为权威仅仅与人们的‘公正’信条相关，而不管这种信条的来源，以及它在道德上是否能够成立。”[2]作为描述性概念的权威或统治合法性，被韦伯区分为三种：一是传统型权威，二是魅力型权威，三是法理型权威。权威的两种分类，具有完全不同的旨趣：前者指向道德正当性，因此对权威的判准较为严格，而且这一判准居于权威的高位；后者指向后果的认可，因此对权威的判准比较宽松，其直接呈现权威的特征。 根据这样的定义可知，权力与权威是两个概念。既然是两个概念，便具有大为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但两个概念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宽泛地说，权威是一种权力，有时被认为是一种‘合法性权力’(legitimate power)。如果说权力是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那么权威就是影响他人行为的权利。因此，权威是基于被认可的服从义务，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强迫或操纵。在这个意义上，权威就是披上了合法性和公正性外衣的权力。”[3]换言之，权力是需要兑现的权威，权威则是让人心悦诚服的权力。 前述概念辨析，需要进一步解释。取决于权力与权威的紧密关联，尤其是政治权力与权威的内在勾连，首先需要缕析政治权力获得政治权威，也就是掌权者展现政治决断、政治能力以后，是否得到道德上与认同上呼应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一切政治权力，不论其权力来源多么不同，是取自暴力，还是得自人民授权，都对其权力是否具有权威高度关注，并且致力于提供权力的权威性自辩。按照历史演进的次序，为了塑造具有权威的政治权力，起码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人类最初的掌权者主要借助于神圣力量来夯实世俗权力。因此，权力的权威性基础是宗教信仰与宗教建制；权力的权威性表现是宗教虔信诱致的服从。宗教赋予权力以权威性，往往是以魅力性领袖作为人格载体的。这样的载体，可能是宗教领袖，也可能是世俗领袖。其次则依凭传统力量，换言之，传统的权威赋予掌权者以权威性，让掌权者以此得到公众臣服。最后则落定为理性力量，这是一种基于已经制定的规则确立起来的权威性。 这样的类型划分，来源于韦伯论及的统治的三种合法性类型。比较而言，三种权威的纯粹类型各有特点，“就合法权威的情况而言，服从的对象就是法定的非人格秩序。这种服从的对象会扩大到行使职务权威的人们那里，因为他们的命令是凭借职务权威，而且只是在其职务权威的范围内才具有了形式上的合法性。就传统型权威的情况而言，服从的对象则是首脑角色，他占据着由传统所认可的权威地位并(在该传统范围内)受到传统的约束。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服从的义务则是在习惯性义务的范围内对个人的效忠。就超凡魅力权威的情况而言，服从的对象是被证明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本人，凡是他的启示、他的英雄品质、他的典范特性影响所及，相信他的超凡魅力的人们就会因此而服从。”[4]很明显，法理型权威服从的是规则，以及由规则赋权的掌权者；传统型权威服从的是首脑，但由传统所规约；魅力型权威服从的是英雄，但由其品质所决定。在这里，韦伯的划分，无意关注各个类型的道德正当性资源的厚薄，但将之放到一个正当性框架中审视，即可得出一些具有规范性的结论。不过这是需要转换视角进行分析的另一个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