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779(2016)01～0026～05 近代以来中国正经历急剧的社会变迁，“任何教育问题的产生都是与社会变迁相伴而生的”。[1]社会变迁必然伴随着教育的转型，而教育的主阵地是“学校”，总目的是“人”，“学校”与“人”的转型自然就成为教育回应时代的战略抉择。所谓的学校转型，是指传统学校在价值取向、行政管理、内部管理、组织建设等方面向现代学校不断变革的过程。所谓的“人”的转型，是指人的传统身份属性向现代人不断变革的过程，“公民可以说是人之当代转型”。[2]因此，教育转型、学校与人的转型必须依赖“学校变革”与“公民教育”。近年来，学界针对学校变革与公民教育已经有了大量研究，笔者在这里自不用赘述，但关于这两个主题的研究一般都是各自为政，几乎不相勾连。基于此，笔者拟从学校变革与公民教育面临的困境着手，尝试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两个主题之间的内在关系，以期为彼此发展打开新的思路。 一、公民教育与学校变革的困境 “变化与革新”意味着打破陈规，改变积习，引进新理念、新机制以及新技术。不仅学校变革如此，公民教育在我国作为一项“熟悉而又陌生”的事业也在经历层层蜕变。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变革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困境重重。 (一)公民教育的尴尬与悖论 近十年来，公民教育无疑是教育学界研究的焦点之一。各种相关论文、专著、译著纷纷出版，许多学校也相继展开了实践探索。表面上看，公民教育的春天似乎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事实的情况却是“说的多”而“做的少”，“做样子”的多而“动真格”的少。之所以出现这种怪象，跟公民教育的性质不无关联。公民教育既是一项教育事业，更是一项政治事业。这是它的重大意义所在，也恰恰是自身所有尴尬的首要原因。公民教育不仅承担着使“人”(自然人)成为“人”(公民)，进而改良社会的教育重任，更承担着渗透国家意识形态，促进个体国家认同，进而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重任。也就说，公民教育涉及“社会稳定”与“社会变革”这样一对悖论式目标。 三十多年来，由于体制不断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红利即将结束，“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如果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的话，那只能是“人”的解放或进一步解放，公民教育重要性就在于此。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深知“稳定压倒一切”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所以始终牢牢把握对于学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对于真正的学校公民教育，所采取的态度事实上是“不鼓励、不提倡、不反对”。公民教育理论研究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学术探讨范围内，公民教育实践被限定在一些区域学校的零星实验范围内。所谓“新课改”中涉及的公民教育内容寥寥无几，并且依然是“国民”导向。公民教育作为一门课程，无论是独立课程、渗透课程还是综合课程，都无法在学校生根发芽。公民教育的尴尬就在于我们迫切需要它，但它在中国大部分学校却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对于转型社会来讲，如何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或者最重要的问题，难就难在“社会稳定”和“社会变革”能否兼容?人们之所以对公民教育这么敏感，原因就在于对它的误解，即认为公民教育在“解放”人的同时会给社会带来混乱。公民教育通过何种方式才能消除尴尬，成功实现“社会稳定”与“社会变革”的双重目标，这是第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学校变革的“阿喀琉斯之踵” 学校变革也遭遇了自身困境。“变革涉及人、财、物、时、事、空的复杂关系，常常遇到阻力”。[3]学校遇到的变革困境或阻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变革本身的问题，一个是变革者的问题。前者主要指变革的资源、时机、理念、战略、策略、技术、流程等等，对应的是学校变革过程中的“财、物、时、事、空”；后者主要指变革主体的观念、惯性、惰性、利益等等，对应的是学校变革过程中的“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如果能够顺利解决，都会成为推动学校变革的强劲动力；如果解决不好，都会成为变革的阻力与障碍。回顾我国几十年来的学校发展历程，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学校可能受制于“财、物、时、事、空”等客观性因素而无法进行有效变革的话，那么中后期许多学校并不存在这些困扰却依然问题丛生，又当作何解释?虽然在每次改革过程中，学校似乎都作出了某些重要改变，但这些改变大都不具可持续性，甚至一些开始阶段十分成功的学校改革，也往往莫名其妙的功败垂成。 无疑学校“变革者”，即“人”的因素应当进入我们的视野，事实上正是“变革者”的困境导致目前学校变革的困境，他们是症结所在。因为推动学校持续变革的终极力量并非技术、流程，更非战略以及其他变革本身的因素，而是“人”，具有变革精神、变革勇气以及变革智慧的“人”!如果“人”这个因素解决不好的话，就会成为决定学校变革命运的“阿喀琉斯之踵”(致命弱点)。本文意义上的变革者，主要包括学校行政服务人员、教师以及学生。首先是包括校长在内的行政服务人员，他们是学校科层制的主力军，面对变革指令，上传下达，精准高效，但是往往对“为什么变革”这类价值诉求缺乏敏感性。如果是被动变革，行政人员便容易出现教条式服从，对于“变革意义”的阐释与传达缺乏兴趣；如果是主动变革，则依据“合法性”权威刻板传达指令，苛求教师以及学生按照既定的“变革手册”忠实执行，往往忽略或无视教师与学生真正的变革诉求与教育需要。其次是教师，“与其他行业的人相比，教师过着一种更为与世隔绝的专业化生活。”[4]教师的职业稳定性与变革的动态性难免产生矛盾，很容易对学校变革进行消极反对或抵抗。再次是学生，学生是学校变革的主要受益者，也是变革的主要目的所在，但“长期以来，学生的声音在学校变革中被严重忽视，这既不利于学生的发展，也会影响学校的变革进程”。[5]“变革者”是学校变革成功的关键，但“变革者”本身问题重重，恰恰成为学校变革最薄弱的环节，也是变革最容易夭折的症结所在。如何调动变革者的积极性，为学校变革提供持续动力，从而治疗学校变革的“阿喀琉斯之踵”，这是第二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