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人们观察到一个现象：美国大选时，为什么有人展现“政治狂热”四处拉票，有的人则“政治冷漠”闲坐家中？学者们一直认为是社会环境使然。身边人政治狂热，则自己也会受到感染；周围人政治冷漠，自己也将漠不关心。然而，在2008年，美国加州大学的政治学者詹姆斯·福勒(James H.Fowler)和克里斯托弗·戴维斯(Christopher T.Dawes)的研究报告发现，基因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①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特定的基因可能会影响人们的政治观点(political views)。两位学者在洛杉矶选区的调查发现，“同卵双胞胎”(identical twins，共享100%的基因)比“异卵双胞胎”(fraternal twins，共享50%的基因)表现出更高的相似的投票行为，而投票行为中53%的变化可以归因于基因。② 事实上，两位学者的研究呼应了“生物政治学”目前的发展趋势。在该研究领域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认为基因跟精神分裂症、抑郁症、酗酒、性倾向甚至学业成绩等都密切相关。不仅如此，遗传学家们还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遗传标记”(genetic markers)跟人类的健康、表现与人格相关，包括基因、荷尔蒙水平和神经传递素(neurotransmitter)等都能够影响并塑造人们对政治议题的态度。因此，一些精明的西方政治家企图利用竞选广告来影响这些要素，并最终对政治结果(选举)加以控制。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政治科学与基因研究却高度隔绝，生物学家与政治学家彼此隔离、互不往来，因此，鲜有真正的“生物—政治”跨学科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不过，随新世纪的到来和选举政治的日益激烈化，政治态度(political attitudes)研究成为美国政治学“政治社会化”领域的热门研究话题，但渐渐地学者们发现“政治两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现象日渐突出。为了更好地研究这种极端的政治行为，美国政治学者开始探索人类政治行为背后的生物学根源。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一些政治学者在这一领域展开了学术研究，研究的结果极具震撼力，当然也极具争议性。赞成者认为政治态度乃是天生遗传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范围；而反对者则认为该研究领域误将“后天的政治态度”当成“先天的政治倾向”来建构乃是一种“学术的迷路”。 美国主要的政治学专业学术期刊诸如《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政治分析》(Political Analysis)和《政治视点》(Perspectives on Politics)等都刊发了相关的专题或专栏论文，来进行热烈的学术讨论和争鸣。其他的著名学术期刊诸如《美国政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政治学》(The Journal of Politics)等也纷纷刊载论文，加入到学界的大论战之中。 不管怎样，如今“先天的思想”(Innate ideology)的观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政治学界所接受，至少它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学的新兴研究领域(an emerging field)，同时“基因政治学”(Genopolitics)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并日益冲击着西方政治学的学科视野和边界。因此，本文就以这一方兴未艾的“基因政治学”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其发生与发展的由来、理论的主要内涵、主要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范式对政治学这一学科研究的突破性，同时也进一步展望其未来发展的导向与路径。 二、“基因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 1986年秋，澳大利亚遗传学家尼古拉斯·马丁(Nicholas Martin)的研究小组在发表的论文里指出，“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在社会观点上展现了更高的相似性和共同点，因此，他们认为基因能够影响人类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态度(诸如移民问题、堕胎问题和死刑问题等)。③ 尽管马丁的研究对政治科学极具暗示性，但政治学者倾向于忽视这个领域，因为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种族理论让他们记忆犹新，也让他们望而却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基因影响政治观点”的理论简直就是“种族歧视”的当代翻版。 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学术界对于马丁的研究成果保持了尴尬的沉默。 2003年4月，基因科学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中、美、日、英、法、德六国科学家联合宣布：人类基因组序列图完成，发现人类基因组含有2～2.5万个蛋白编码基因。科学界普遍认为，此项研究成果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从此立起了探索人类生命奥秘的新里程碑。 事实上，人类基因组研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读出全部的DNA序列，更重要的是读懂每个基因的功能，它要求人类真正地对生命进行系统的科学解码。然而，“基因图谱”并没有充分的信息来揭示人类生理与生活的秘密，因此，通过观察与实验的方法来“解码人类”(decode)就变得特别重要和具有学术价值。 2005年春天，三位美国政治学者(John R.Alford,Carolyn L.Funk,and John R.Hibbing)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论文指出，在人类政治行为与基因之间存在着诸多“强相关性”(strong correlations)。④一般认为，该文在“遗传政治学”领域是一篇“走进新时代”的作品，但令几位作者失望的是，文章并没有引起预期中的关注。 不过，在经过大约三年的沉寂之后，“基因政治学”研究迎来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两位美国学者(福勒和戴维斯)在《政治学》上发表了他们的成果，认为投票率与政治参与之间具有坚实的基因基础。⑤也就是从这篇文章之后，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遗传政治学”(The genetics of politics)的热潮，甚至连自然科学的权威期刊《科学》(Science)也专门发表论文来支持这个观点，认为政治观念上的差异和生理特征存在着明确的关联。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