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儒学是一个与传统儒学相对而言的概念。传统儒学主要是与传统中国对应的观念形态与制度设计，现代儒学主要是应对中国现代转变生成的文化理念与制度思维。前者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内涵，后者具有继承传统并应接现代的崭新意蕴。用相关性视角对之加以分析，既具有助人理解儒学的历史绵延性与当下创新性的效用，也具有促人省思儒学适应现代变迁之道的积极作用。 一、祛经之儒：从一家独尊到一家之言 在短视距中，现代儒学的兴起，时限上在20世纪，结构上依托于兴起中的现代中国。在长过程中，现代儒学的兴起，在时限上有其前史，这一前史可以追溯到晚明王学左派，落点在明清之际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的思想，逐渐下延至晚清中西文化交汇中兴起的新儒学思潮。但正式的落定，则在20世纪上半叶。迄今，现代新儒学已经繁衍出蔚为大观的港台海外新儒学与初起的大陆新儒学两支。但前史毕竟不是正史。只有在儒学应对现代变迁的时候，才能真正着力处理它避无所避的现代主题，从而正式转进到儒学的现代发展阶段。不过，人们确切知道的是，现代儒学与传统儒学是勾连在一起的。理解现代儒学，就此需要与传统儒学关联起来分析。现代儒学与传统儒学的关联分析，可以在具体论题上展开，也可以在总体特征上比较。但相对于两者在中国社会中的处境而言，大可以“尊经之儒”与“祛经之儒”来定位。 尊经之儒，是中国古代皇权全面而直接支持和利用儒家形成的状态。中国古代一旦形成稳定的皇权体制，帝制之下，儒家的处境是一家独尊。儒家的一家独尊，表现为它既占据政治权威地位，同时又占据文化霸权地位。儒家之占据政治权威地位，是由国家权力决定的态势。秦“焚书坑儒”，对儒家的转型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功能：它将“学在民间”之儒，转变成“学在王官”之儒。这对儒家后来与汉代政权全面合作、内在联系，发挥了政治引导作用。秦设博士官，成为汉设五经博士的先声。这也是“汉承秦制”的一项内容。不论汉代兴起的经学，是先期由官方直接倡导的今文经学，还是后起由民间升入庙堂的古文经学，都一无例外地成为古代中国的“官学”。这样的官学，一是由国家权力直接推行，因此具有强大的理论吸纳能力，将此前各有渊源的诸子百家内卷入儒家，形成一家独大的“务为治者也”的“达名”之儒。①二是儒家积极主动地为国家权力运作筹谋，端正人心、出谋划策，从而登堂入室，成为国家必须仰赖的统治哲学。三是国家权力与儒家思想相互支撑，国家直接走上一条以儒家之经开科取士的制度道路，真正将儒家之经固化为驱动公众承诺权威、寻求向上流动的不二之选。经学的兴起，就是尊经之儒浮现的理论标志；以儒家之经开科取士，则是儒家稳居官学位置的制度象征；儒家之学得以吸纳诸家于自身，乃是儒家高居庙堂之上的文化产物。儒家之维持这样的地位，一直到晚清时期。就此而言，儒家与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同构程度之高，众所公认。此如董仲舒所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渐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这一被后人表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事件，不仅是思想一统的举措，而且是政治一统的实施；不仅是对官权的有力统一，也是对民间力量的官权整合；不仅是对政治秩序的建构，也是对社会秩序的重构。千年经学传统、儒家独尊地位，就此确立。尊经之儒，在这一意义上，首先是政治权力直接支持之儒，同时是深具思想霸权之儒。缺乏国家权力一贯且大力的支持、抑或缺失儒家代不乏人的思想承传，尊经之儒都是不可想象的。“儒家经学的‘定于一尊’，始于西汉武帝；自此以后，经学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②这样的断言，也就是由此出台的。 在作别帝制过程中，儒家迅速蜕变为一家之言。作别帝制，是三次政治变迁过程的产物：一是明清之际的政治变局，引发人们对儒家致力正当化的皇权的反思。对“天下”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审视，具有拆解儒家思想霸权与国家政治权力内在关联的潜在功能。二是晚清大一统政治定势的松动，造成一种动摇儒家与权力内在勾连关系的局面。在这样的变迁过程中，晚清所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对儒家独尊地位造成巨大撼动：其一是晚清政府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获得的制度动能。就此儒家不再具有国家权力无条件支持的强大政治背景。随之而起的新式学堂、现代学术取儒家而代之。儒家经学独尊的地位，从此不再。其二是晚清政府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预备立宪。这证明儒家不再成功提供国家的统治秩序正当化资源，宣告儒家成为可以替代的国家统治哲学。这比之于后起的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经学解体造成的影响，有过无不及。三是民国以降，经学家与帝制复辟的勾连，造成经学论说与现实政治的对峙状态，因此让经学无以重现整顿山河的进取态势，迅速退出中国政治演进的主流舞台。 由上可见，儒之祛经，不是单纯的文化转型所致，而是复杂的社会政治与古今文化交错变化所促成的结果。其呈现为三个交织在一起的变迁过程： 第一，思想过程。在时间上起自晚明讫于新文化运动。经历了晚明王学左派、明清之际的三大家反思、晚清经学内部的省思、清民之际的新文化运动。其间，对独尊之儒的批判性反思，逐渐成为思想主流。终至民国初期新文化运动对传统伦理宣告“吾人最后之觉悟”。③这一思想变迁，从历史长过程来看，是内生和渐进的；从历史的结局上看，则是外生与骤进的。从思想主题上看，初期是中国内生思想的自我反思，即儒家内部对自身无以供给强有力的文化与政治秩序的省思，后期变成以源自西方的现代价值颠覆儒家主题的状态。总的说来，儒之祛经，首先是思想界自我除祛儒之魅惑的事宜。自晚明始，中国思想界就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脱离汉儒建构的经学传统，回归先秦的百家争鸣的征程。这样的变化，并不是晚清民国一个短促的时间内瞬间浮现的文化事件，它受儒学逐渐的衰变所驱使，也受思想界逐渐疏离儒学权威的进程所诱导，更受晚明以后中西交流大局的左右。换言之，祛经之儒的结果，乃是一个中国思想史内生过程的必然结果，不是所谓西化学人主观偏好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