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14)05-0108-10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各种跨国调查包括世界价值调查和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都显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广受民众支持(Chen，2004；Gilley，2006、2008；Li，2004；Shi，2001；Tang，2005；Lewis-Beck et al.，2013)。海外学界普遍认为，政绩尤其是经济增长是合法性的主要(甚至唯一)来源(Zhao，2009；Wang，2005b；Laliberteé & Lanteigne，2008；Shambaugh，2001；Perry，2008；Wang，2005a)。与此同时，海外学界还普遍认为，在市场化改革的驱动下，意识形态已经变得不再重要(甚至是过时)了(Misra，1998；Lynch，1999；Ramo，2004；Dreyer，2012)。国内学者如何看待合法性的问题？他们是否赞同海外同僚的看法？本文致力于研究国内学者如何看待合法性议题，并用来和西方学界的观点作对比。 在吉利(Gilley)和霍尔比格(Holbig，2009)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系统性地分析了中国学界围绕合法性这一议题的争论。通过研究125篇发表于2008-2012年间以合法性为题的中文文章，本文揭示了中西学界在合法性议题上的一系列巨大分歧。本文在几个重要的地方有别于之前吉利和霍尔比格的研究。 第一，本文系统地分析了中西方理论在国内合法性论述中的影响。当许多海外学者试图从中国哲学思维来理解合法性的时候(Shue，2002、2004；Tong，2011；Guo，2003；Schneider & Hwang，2014；Zhao，2009)，本文发现相关领域的国内学者却专注于西方哲学理论。也就是说，国内学者的合法性探索几乎完全是基于西方哲学理论而非中国哲学思维。这和中国模式以及中国例外论所倡导的观点——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让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不同于西方政权——似乎有所冲突。 第二，除了研究合法性这个议题以外，本文也检视了相关学者的观点是否受到研究背景的影响。本文发现政府研究经费支持的项目更倾向于提倡改善公共福利。研究机构在富裕地区的学者更少担心贫富不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腐败以及政治参与度不足等问题。而研究机构在相对贫瘠地区的学者则倾向于提倡改善政府效率和透明度，增强公民参与，鼓励出台社会发展政策。另外，党校系统的学者则对党内民主更有兴趣。 第三，吉利和霍尔比格(Gilley & Holbig，2009)研究的是基于2003至2007年的相关文献，而本文是基于更新的数据(2008-2012年)，因此，可以分析最新重大事件对合法性探讨的影响，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在海外各界高度赞许我国政府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措施的同时(Naughton，2009；Ross，2012；Holbig，2011；IMF，2010)，本文发现国内学者却因该危机对合法性更加悲观。 另外，与五年前相比，现在中国学界探讨合法性焦点和研究议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2003-2007年的探讨中，改变的社会价值观、变化中的利益结构、即将耗尽的革命历史合法性被认为是对合法性最具威胁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已经被对社会贫富不均、腐败和官僚体制低效等的担忧所取代，尽管改变的社会价值观还是被认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而社会贫富不均和腐败都是高速经济增长所滋生的一系列问题。 随着问题的改变，相应的政策建议也有所变化。五年前最常被提及的建议依次是促进法治，促进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加强舆论引导，以及建立更加高效的党组织，而现今的次序则是改善官僚体制(回应性、透明、高效)，加强舆论引导，促进法治，促进社会经济平等。最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本文将国内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归纳为意识形态、社会公正以及管治能力三组。 二、研究方法 为了系统性地研究相关的中文文献，我设计了一个编码手册并对125篇中文文章进行编码①。编码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作者如何看待合法性程度的高低？ ●作者认为合法性有哪些问题？ ●作者提出了哪些维持合法性的建议？ ●文章提及和引用了哪些学者的研究和看法？ 以上125篇文章全部选自中国知网。在中国知网里，所有以“合法性”为题目并发表于2008-2012年间的学术文章都被选入我的数据库②。 三、研究局限性 由于中国知网数据库的原因，我的研究无法包含异议人士以及政府内部文件的看法。另外，这个数据库也不包括书籍，但相关书籍的观点也会以文章的形式呈现(虽然涉及二手资料)。最后一个是海外学界普遍担忧的学术自由度的问题。虽然国内的学术探讨有很多限制，但本文揭示出一个非常公开多元化的学术探讨，其中包括不少和官方立场不一致的观点。 四、选取文章的组成以及作者背景 在选取的125篇文章中，17%是政府资助项目③。我发现政府资助的项目更倾向于提出增进公共福利来维持合法性④。这和政府加强民生建设的倾向一致。另外，作者研究机构所在的地理位置和他们的观点也有某种程度的关联⑤。研究机构在更富裕地区的学者更少担心贫富不均⑥、经济可持续发展⑦、腐败⑧以及公民政治参与度不足⑨等问题。研究机构在更贫瘠地区的学者倾向于建议提高政府效率和透明度⑩，增进公民参与(11)，和鼓励社会组织发展(12)。以上发现都表明中国各个省份多元化的合法性需求和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