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民主化受挫，民主悲观主义看法在逐渐上升。在新兴民主的各种问题中，一个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方面，是民主化对于国家能力可能的削弱作用。如果像很多人指出的那样，“无国家，不民主”，并且如果新兴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会受到削弱，那么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民主化会导致弱国家，而弱国家会恶化民主化的条件，从而形成“弱国家”和“劣质民主”之间的漩涡式关系。因此，民主化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非常重要的问题。 民主化之后，国家能力会弱化吗？本文试图通过对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类型学分析来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根据民主化转型之前和之后的国家能力变化，将1974到2014年间所有经历民主化进程的国家或地区(简称“第三波案例”)分成三个类型：“国家能力提升类型”、“国家能力削弱类型”、“无变化类型”，并研究这些类型的比例。作为对既有文献的回应，分类操作将会考虑两个因素。第一，因为很多研究者认为民主化初始阶段是格外“危险”的，所以本文会检测短期结果是否与长期结果存在不同。第二，学者们也争论过民主化后国家能力的不同维度会朝着不同方向发生变化，所以这篇文章会区分国家能力的不同维度、并检测它们是否会对民主化有着不同反应。 本文的分析路径是数据集匹配，以及必要时的相关案例知识。通过将政体变化相关的数据集与国家能力相关的数据集放在一块，并以民主化为时间上的分隔线，我们得以观察每一个案例民主化后国家能力的主要维度是上升或下降，并基于以上数据对这些案例进行分类。 由于篇幅关系，本文将不涉足多变量的因果分析，仅仅试图对过去40年民主化后各国国家能力的表现做一个系统、全面、描述性的类型学分析。因果分析部分将留待以后另文撰写。在笔者看来，对政治现象的精确、系统的描述性呈现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建立在错误的事实基础上，理论解释再精妙也是沙上建屋。只有辨析清楚经验事实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着手分析“为什么如此”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同时需要指出，本文格外强调系统性的数据，即，避免个案分析可能带来的以偏概全。为此，本文将囊括所有1974年以来的民主化案例(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够始终维持民主体系)。但是，由于本文只做类型学分析，而不做回归分析，因此分析单位将是“国家/地区”，而不是在大多数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国家-年”，这有利于我们直接用案例知识来检验总体性的结论。 本文的余下部分会被分成四节。第二节是对相关研究主题的文献回顾。第三节定义主要概念并解释它们的测量指标。第四节会将数据应用到研究框架并给出结果。第五节会对研究发现进行总结。 由于一些新兴民主国家许多方面的糟糕表现，关于“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的研究逐渐兴起。诊断结果常常指向一个答案：弱国家。有观点认为国家能力需要强大到使民主运转起来，否则民主会“衰败”成新庇护主义，甚至会因政治冲突而崩溃。相应的，一个成功的政治转型需要遵循一个特定的“顺序”：首先应该是国家能力建设；其次才是民主的引入。 Linz and Stepan(1996)是较早强调“稳定”作为民主建设前提条件的两位学者。他们认为，除非国家本身的“国家性”不受挑战，否则一个现代政体很难实现民主巩固。Snyder(2000)和Mansfield/Snyder(2007a，2007b)强有力地阐释了“转型顺序”理论。鉴于新兴民主国家不断爆发的暴力冲突，他们认为“制度建设”应该优先于民主化——原因是，民主会在动员逻辑的支配下，激化而不是平息种族、宗教和地方的裂痕，而一个“制度化程度低下的国家”无力处理由此激发的冲突。“不成熟、不按步骤进行民主化的尝试会使民主化之路，比成熟、有步骤的民主化进程更加困难和更加暴力。比如，当选举在像伊拉克那样的制度废墟举行时，政治竞争会使传统社会中的部族和派系得以合并和强化。”① Back/Hadenius(2008)是第一批使用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来直接研究民主对国家能力影响的学者。以国家风险国际指数(ICRG：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中“官僚机构质量”数据作为国家能力的测量指标，他们发现民主水平和国家能力之间呈现J型关系。J型关系是指，非常民主的国家在国家能力方便表现最好，但是威权主义国家会比低水平民主国家表现得更好。他们对这个结果进行了解释：高水平民主国家会因为自下而上(市民社会、自由媒体、掌握信息的选民)的压力而增强行政管理能力；威权政体能够自上而下地控制行政人员(科层制)；而低水平民主国家以上两点都缺乏。 Fukuyama(2012，2014，2015)是另一位“将国家带回来”的学者。尽管他强调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国家、民主和法治)，但当讨论到当代民主困境的时候，他格外关注的是国家能力。“为什么世界范围内民主的表现会如此令人失望，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核心因素是……在许多新兴和现存的民主国家，国家能力没有跟上人们对于民主的需求。没有成功地建立现代的、良治的国家，是近来民主转型的阿喀琉斯之踵。”②他认为，历史上的许多成功国家，比如英国，是先在威权条件下巩固了一个韦伯式的现代国家，然后再赋予人民普选权。如果违反这个顺序，将民主置于国家机构建设之前，除非及时的成功政治改革会发生，一个“庇护主义国家”而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将会出现。他用美国、希腊、意大利和一些西欧国家的历史来阐释他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