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是近年来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非常重视的一个概念。政治学研究中比较关注的是政治信任，一般指的是公民对某个政治主体的信心，即公民相信该政治主体能够为民众的利益行事，或者相信该政治主体具备为公民和政治社群提供政治产品的能力。同时，信任也可以理解为公民对某政治主体的服从倾向和意愿。这里所谓的政治主体可以是政府领导、官员这样具有政治身份的人，也可以是部门、机关、政治体制等组织性的主体。本文讨论的信任在英文文献中一般称为“机构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指的是公民对于政府和政治机构的信任。 本文将分别考察东亚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对自己国家和地区主要的政治和政府机构的信任度，涵盖国家层面的政治机构，如立法机关(议会)和内阁(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一些特定的政府部门，如法院和公务员系统等。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对其政治体的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有较大的差异。比较突出的是，按西方政治学标准认定为民主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公民对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要比民主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公民对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低得多。同时，大多数社会的年轻一代对于政治机构表现出了更加批判性或尖锐的态度——东亚地区较年轻的世代，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度普遍较低。 学术界对于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是公民评价、评估、检验政治和政府机构的心理基础。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比较强调权威、秩序、集体利益等文化导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因此更加容易相信政治权威，如国家政府和国家领导。相对而言，东亚另外一些社会，特别是在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界定为自由民主政体的社会，似乎正在形成一种强调政府的责任性(accountability)和公民权利的政治文化。在这样的社会中，所谓的“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会质疑他们的政治领导和政治机构，从而对一般的政治机构抱有较低的信任度。 本文还将考察政府的绩效，特别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绩效对机构信任的正面作用。政府机构的质量，如公民感受到的政府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责任性、廉洁程度(cleanness)也会极大地影响公民对相应机构的信任度。一般而言，在民主政治的环境中，经过选举产生或与选举相关的机构通常会成为政策失败和政府无能表现的替罪羊，从而降低了这些机构的信任水平。本文考察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整体趋势表明，即便是在非西式民主社会中，“批判性公民”的出现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彼此之间呈现趋同的趋势，同时与成熟的民主社会越来越接近。这种过程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明显地显现出来，但是无论如何的确已经发生了。 一、理论框架和数据来源 (一)理论框架 公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在政治和治理过程中非常重要。公民对政治机构的信任通常情况下被称作政治信任。充足的政治信任对于公民在政策实施端审视政府机构上起到了重要作用(Cooper，Knotts，and Brennan，2008)，并有利于维持稳定的民主制度(Easton，1975)。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普遍注意到美国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的政治信任快速下降的现象。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在发达工业国家中对于政府机构的信任持续下降。为此，不少学者发出了这些国家已出现诸如“政权危机”、“民主无力”、“民主赤字”、“民主不满”等警告(Crozier，Huntington，and Watanuki，1975；Dalton，2004；Easton，1975；Hetherington，2006；Norris，2011；Pharr and Putnam，2000；Pharr，Putnam，and Dalton，2000)。与此同时，中国、新加坡、越南等一些西方意义上的“非民主国家”却逆势而流，维持了相当高水平的政治信任度(Wang，2005a；Wang，Dalton，and Shin，2006)。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将近九成中国民众对国家层面的政治机构表示信任，而同一个数字在美国近二三十年则一直徘徊在30%—40%左右。 当然，实际情况要比这种简单化的“民主-非民主”二分法要复杂得多。比如说，在发达的民主社会中，虽然公民对于特定的政治机构如议会或总统——本文将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定义为一个政治机构或国家机关——信任不够，但是对于民主制度的信任或支持还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也就是说，尽管公民会对本国的政治机构或政治人物产生不信任感，但他们对于民主政治原则的坚持依旧没有动摇(Klingamann，1999)。另外，尽管公民可能会对一些政治机构持批判态度，但仍然对一些专业化的、不由选举产生的政治机关，如法院和警察保持高水平的信任感(Rothstein，2009)。美国民众对于联邦政府机构的信任可能比较低，并且可能还在继续下降，但是他们对于州政府或市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依旧很高，并且整体上趋于稳定(Cooper，Knotts，and Brennan，2008；Rahn and Rudolph，2005；Wolak and Palus，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