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政治传播学”就是研究政治传播的科学，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者却很少 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做出明确的界定。要确定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就要确定什 么是政治传播。政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活动，在有了政治的同时，也就有了政治传 播，政治和传播本身的广义性给政治传播学研究对象的准确界定增加了不少难度。我国 学者邵培仁曾做过有益的尝试，他认为政治传播学是“研究政治传播的结构、功能、发 生、发展的本质及规律与操作的谋略和技巧的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可是，他强调这 只是一个“功能性的定义”[1](第8页)。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多个取向来界定政治传播 学研究的对象。但正因为政治与传播所涉及的面太广，所以任何一种界定都可能是不完 整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众多的政治传播学研究成果看，政治传播中的“传播”多 指大众传播，大众传播与政治的关系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主要向度。学者们更倾向于把非 大众传播的政治传播研究(如政治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研究等)划归其它研究领域。 现代政治传播研究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是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传播研究。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探讨政治传播的效果和政治传 播行为的行为主义研究。三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大众媒介政治经济学批判。无 论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政治传播研究始终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采用的仍是经验 主义的和实证的、定性的和批判的研究方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的功用既在于首先建立一个城邦，同时又在于管理好所建立 的城邦。现代国家早已不是荷马史诗年代里小国寡民的城邦，但政治学的功用仍未改变 。在早期，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者们关心的是如何利用传播为政 治服务。虽然现代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发展，学者们已经开始建构政治传播学的学科体 系，但为国家政治服务仍是它的基本功能，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事业，管理好国家是我 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终极目标。 人们开始研究政治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政治传播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传播 研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这些研究大都是零散的只言片语。在上世纪中期，西方学者 才把政治传播作为一种独特的传播现象单列出来加以考察，并进行建立政治传播学学科 体系的尝试。两次世界大战，让人们认识到了政治宣传的作用；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 展，也让人们认识到大众传播与政治这两种社会现象有密切的关系。在政治传播现实受 到关注的同时，随着传播学的发展，学者们创造了许多与政治传播相关的传播理论，如 社会理论、知觉理论、功能理论、游戏理论等等[2](第48-51页)。政治传播研究的序幕 由此揭开。20世纪60年代，卡尔·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政治传播及控制的模式》等 一批政治传播研究专著的出版，标志着西方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开始。 政治传播研究的对象因为面太广而难以被界定。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成为建立学科体 系难以消除的一个阻碍，同时，政治传播研究者来自不同学科，他们之间存在许多分歧 ，所以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建构还远未完工。在学科高度交叉的年代，称一种研究为 “学”，也许只是为了给自己的研究正名。美英学者使用的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y也只能译成政治传播研究，而不能译为“政治传播学”。但在很多情况下，使用 “政治传播学”的称谓不过是为了符合国内研究者的习惯，大可不必深究。 我国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已经有一定跨度的历史，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对我国政治传播 研究作一个整体梳理还是有必要的。从政治传播学出现的历史背景看，有学科意义的政 治传播研究是在大众传播媒介有了一定发展后才出现的；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和研究对 象看，大众媒介与政治的关系也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主流。因此，本文从中国现代报业的 开端时期开始考察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综观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百年历程，大致可分 为如下三个时期： (一)萌芽期 从第一批国人创办近代报刊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是我国政治新闻学研究的萌芽期。在这 个阶段，政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新闻业的发展。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也都深刻影响着新闻业的发展。在这个战争与政治斗争频繁的时期，政 党通过新闻宣传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无疑相当重要，政党报刊是新闻界主流，报人倾向于 强调报纸对国家政治和民意的强大影响，强调通过新闻赢得民心从而改造政治现实，而 “新闻是人民基本权利”等一系列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在民国初年产生了一定影响， 甚至袁士凯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在民初的一个短时期里，也大多摆出一副信仰言论自由 、尊重报界的姿态[3](第149页)。这一时期，有许多报人举起了新闻自由大旗，反对迫 害言论自由的行为，有学者甚至认为当时中国已经确立了“自由主义”新闻学术和教育 体系[4](第611页)。无论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是否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的存在也是短暂的 ，抗日战争开始后，报纸服从宣传需要，“自由主义”色彩逐渐淡化。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武装不断壮大、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我党的新闻事业也蓬勃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逐渐成为主导性的新闻思想。 在这个时期，政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政治学译著和专著 。但在这个阶段，政治传播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指 出，“国之强弱，则在于其通塞而已”，并称报纸是国家的“耳目喉舌”。随后革命派 与保皇派的论战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孙中山则在《民报发刊词 》中指出，报纸是“舆论之母”。《大公报》的创办人张季鸾是自由主义报人的代表。 他对政治与大众传播关系的讨论主要出现在各式各样的社论和报纸文章之中。他认为报 纸应该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主张报纸经济独立，保护言论自由应是政府的基本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伪中华新闻学院教授管翼贤，他在《新闻学集成》中提出了一系列法西 斯主义的新闻观，提倡用集权主义取代民主主义的报业体系，否定大众化、商业化和新 闻本位。按照他的理解，报纸完全应该是国家的宣传工具，无知的人民缺乏理性，在强 大的舆论攻势下只会被动的跟从舆论[5](第89-91页)。按照这种理论，政治与报业的关 系，必然会从一种互动关系退化成主仆关系，报业不过是国家行政的工具罢了。虽然他 的法西斯主义观点理应受到批判，但是在那个年代，如此明确地指出传播与政治关系的 报人还不多见。受政治需要的推动，宣传学研究在这个时期发展得最快。季达在《宣传 学与新闻记者》提出了“宣传学”的概念，同一时期还出现了10余篇论述宣传的研究论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