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8)11-0020-08 建构主义是政治科学中正在蓬勃兴起的理论研究途径。这一理论源于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哲学，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辩论尤其是实在论与建构论争论的产物，有深刻的哲学基础。建构主义(建构论或社会建构主义)在自然科学(科技哲学)中，主要指科学知识社会学(SSK——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在哲学社会科学中，与反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密切相关。认知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也广泛使用这一概念。政治学中的建构主义的通常立场，在本体论上与理念主义、反思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一致，强调观念、意识形态(规范、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因果信念等)的建构性，主张观念因素与物质因素(行动与结构等)之间的相互建构，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与现实主义或理性主义一致，并认同实证研究方法——认为观念的作用能够而且应当用社会科学工具通过实证的方法加以检验①。国际关系理论中，与建构主义相对应的是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兴起显示了观念回归于政治研究的趋势。关于观念研究在西方政治学中的复兴，政治学家利伯曼在2002年指出：“观念，长期以来在政治学系统研究中处于休眠状态，但在过去15年中逐步回归。事实上，‘让观念回归’到政治科学和政治解释所带来的挑战已成为这个学科面临的中心问题之一。”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已经对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观念出发，结合利益、制度分析，已经为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的学者所接受。在西方政治学中，重视观念的政治学研究尤其是建构主义政治研究，已成蓬勃趋势。建构主义政治研究路径：一是直接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上的又一次大辩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术论战，使得建构主义成为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又一思想结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重要里程碑③；二是推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向纵深发展，形成新流派——“建构制度主义”，结合观念与制度分析，尝试提出制度变革的动力学④；三是影响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研究，不仅使得“支持观念起着独立作用的证据以及观念在政策制定中会以制度性的方式体现出来的现象已经大增”⑤，而且促成了“治理模式”等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⑥。 建构主义政治研究路径的兴起，已经对国内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研究产生影响。参照卡赞斯坦、基欧汉等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把理论区分为一般性理论(general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与具体研究纲领(specific research programs)的观点⑦，笔者认为：建构主义作为一般性理论，可以引入比较政治学并发展出有价值的具体研究纲领；在中国政治研究中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前景灿烂。不过，尚未发现建构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方面的专门文献。本文尝试对国内中文文献中具有建构主义属性的文献予以评述，首先梳理建构主义进入中国政治研究的路径，然后分析、总结国内建构主义中国政治研究的相关成果，最后提出当前建构主义中国政治研究的主要任务。 一、建构主义中国政治研究的兴起 通过简单检索可以发现，建构主义在国内许多学科的论著中使用频繁，算不上“新”。不过，对国内比较政治、中国政治等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建构主义相对比较陌生。建构主义进入中国政治学领域的主要路径是与之亲缘关系较近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激烈辩论局面，受到国内较多关注。近年来国内国际关系领域中建构主义发展迅猛。国内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成果不仅证明了建构主义运用于比较政治(中国政治)研究的可行性，而且对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也产生了影响。总体来说，建构主义路径进入中国政治学，主要通过国际关系理论。但是，在中国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具体研究领域，目前从事建构主义属性的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学者，大多先是经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现观念分析的重要性，后来主要受到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由此产生运用建构主义研究中国政治的学术自觉。 近年来，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对观念的重视，促进国内学者开展了中国政治的建构主义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国内学界的广泛影响力，新制度主义已在中国政治学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传统上被区分为三种视角，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受其影响，国内学界近年来既出现了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选举⑧、民间商会、农村贫困地区公共服务等的论著，也出现了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人大制度、国家兴衰等的论著，促进了中国政治研究⑨。近年来，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又有进一步发展，利伯曼、科林·海(Colin Hay)、施密特(V.A.Schmidt)等著名学者最近几年均倡导在制度分析中引进理念路径。理念路径不仅被认为是对制度分析的最好补充，而且开拓了新制度主义的发展空间，构成了当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注的中心内容。因此，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批判三种传统视角的基础上，发展出第四种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强调观念与物质因素的互动，引进了建构主义属性的本体论——持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它拒绝“实在”独立于人类的知识和认识之外的看法，分析路径是结合理念与制度。2006年出版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明确将建构制度主义作为制度研究的五种路径之一⑩。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新发展促进了国内相关研究。首先，2003-2005年间，受到利伯曼等的影响，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优秀著作——朱德米《经济特区与中国政治发展》与杨光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等，“不约而同”地导入观念分析，或者结合观念分析与制度分析，研究观念变革与中国政治转型，或者将观念路径导入“制度范式”并尝试建立比较政治分析框架。接着，2007年，朱德米循着建构制度主义，进一步阐述了理念与制度结合的分析框架。因此可以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建构主义进入中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向导。笔者预测：随着建构制度主义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建构主义研究中国政治、比较政治问题的实践将进一步拓展、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