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到国家，从“东方专制主义”到民主共和制度的创建，中国政治变迁与治理形态完成了重大的转向。从治理工具的角度，中国法律制度日臻完善，这种完善既体现为法律体系的完善，也体现为公民权利的全面捍卫。但要看到的是，中国毕竟经过数千年的宗法政治和专制统治，法治的进步与公众的诉求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还需要明晰的权力边界，并通过权利的生长实现治理的正义。 一、等级政治中的权利清除 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遵循严密的等级，由于“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因此正是天命赋予了中国早期政权的神秘主义色彩。“从商代以后，中国已经形成了关于‘天’的概念，‘天’可以授权皇帝进行统治。虽然这很难说是一种法律，但却可用于王朝更迭的合法性解释。”[1]在君主拥有对国家的所有权之后，等级政治的逻辑就开始了。应该看到的是，从西周到秦，中国的等级政治完成了宗法体制到郡县体制的全面转换。这一转换赋予了国家全部政治权力，并在等级政治中遏制了社会权利的发展。 首先，等级政治的权力结构。中国的国家形成有一个转换的过程，在走向传说中的夏王国之后，国家的统治初步结束了“行国”的历史；定居的生活加上农业的发达，使早期的华夏先民能够建立起固定的城邑用以“盛民”，国家以城邑为基础，逐步走上了扩张的道路。同时，由于早期的国家建立在方国联盟之上，因此单一国家的权力凌越必然需要适当的暴力支持。在力量对比中，夏商先后完成了华夏国家形式上的初步控制。当然根据瞿同祖先生的研究，殷商社会是以牧畜为主要职业的氏族社会，但是到了末期，封建社会的基础已经初步出现了。[2] 周朝全面进入封建社会时期，天子通过分封，将政治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为了实现对幅员辽阔的国家控制，《周礼》明确了不同诸侯国的爵位和权力差异，诸侯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对本国贵族的分封，从而形成了天子——诸侯——贵族的等级体系。《周礼·考工记》曾这样记载周代的都城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又据《考工记·匠人》：“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3]即使从城市建筑的角度也不难看出，周的统治遵循严密的等级制度，封建政治的权力无须人民的同意，不同政治等级的权力大小来自上级的授予。 其次，父权社会的权利清除。宗法政治的时代也是父权的时代，等级政治的国家治理是家庭治理的扩大，并在封建制度终结之后日益加深。在君主拥有国家的全部产权之后，国家以法律(主要是刑法)确保这一产权的永久性，并对任何觊觎权力的人施以残酷的迫害。同样的逻辑，“对于违反族规及不服仲裁的族人，族长是有惩罚权的。许多宗族中都有法律，有时是成文的……有些家族虽没有条规，但总有些传统的禁忌，凡足以破坏门风，玷污祖宗的行为都是族所不容的。往往触犯刑律的人同时也就是触犯族禁者，国法与家法有时是相合的。”[4] 因此不难看出，在“家国同构”的政治体系中，等级政治依托的是权力的私有，由于排斥了人民的同意，等级政治统治因此伴随着自上而下的国家暴力和道德教化，“法(即‘刑’)的功能主要在于如何制裁违反其等级规范者”[5]，中国政治统治者以法律作为捍卫等级政治的手段，而非古希腊时期的权利捍卫。事实上，在周的分封过程中，民众与疆土一样，可以被有权者随意授予；瞿同祖先生认为，在封建社会中，民众的“权利”不过是大大小小的义务，诸如代耕、献纳、役等，如果一定要说到权利，无非两种：从主人处获得土地的权利，从主人处获得安居乐业的保障的权利，“只求能维持其最低的生活，不被侵害而已，对于主人，无论役作如何繁苦，也只能暗自悲怨，在法律上是没有违抗的权利的。”[6]正是由于权利的清除，西周封建社会的王权到秦专制帝国的皇权有着内在的逻辑，法律作为工具公开宣称政治差距，所谓“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治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7] 第三，等级治理中的边界泛化。从宗法制到郡县制，在权力私有的背景下，等级治理等同于道德治理，政治统治取决于有权者的个人好恶，这种人格化的道德治理必然与理性相距甚远。从个体的角度，在专制主义的传统中国，由于缺少雅典以来的私有财产的权利捍卫，权利始终没有上升到政治权利，更谈不上正义的分配机制的完善。从当权者的角度，国家治理的顺序是自上而下的亲及子民，对于被统治者来说，国家治理的顺序是自下而上的修齐治平，但是在这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逻辑中，真正形成政治意见交汇的制度管道非常有限，只是在隋唐科举制度形成之后，寒门子弟才逐步具备了政治上升的通道，并与君主一起维系秦汉以来的集权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