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专业型划分的当代美国教师教育目的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龙宝新,教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陕西 西安 710062;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张东,教育学博士,重庆邮电大学教育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重庆 400065;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

原文出处:
教师教育学报

内容提要:

从认知与道德发展角度看,教师专业模型至少有四种,即学者专业型、养育者专业型、临床医生专业型和道德代理人专业型。每种专业型都有独特的认知目的与道德目的:学者专业型要求造就富有丰盈精神世界的学科专家型教师;养育者专业型重视学科与师生间的关联,强调构建关怀型师生关系;临床医生专业型以“适应性专长”培养为纽带,重点培养教师的情境性判断与探究能力,倡导创建民主的课堂生活共同体;道德代理人专业型关注教师的道德认知发展与“道德自我”的塑造。美国教师专业型划分理论告诉我们:教师教育实践要善于兼容教师发展中的认知目的与道德目的,重点培养教师的优势专业品质,关注职前教师的专业型匹配,持续激励教师发展的内驱力,以此促进优秀教师专业品质的迅速形成。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6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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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5)06-0115-10

       DOI:10.13718/j.cnki.jsjy.2015.06.014

       教师教育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助推器,其健康、持续、快速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目的的导航,故教师教育目的问题是当代美国研究者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取向影响着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教师教育培养模式的建构,影响着教师专业发展的速度和水平。”[1]可以说,教师教育目的是教师教育价值取向的直接体现。教师教育目的的形成既源自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的触发,也源自教师提升专业成长力的内在愿望。相对而言,教师是专业人员,其主要生活空间与成长环境就是教师的专业社区,从专业建构的角度来思考教师教育目的更具参考价值。所谓“专业社区”,就是专业人员的社区,它秉承专业自治、专业自主、专业自律的原则。其中,专业认知与专业道德是该社区实现专业自治的基本凭借。教师行业提高专业品质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持续提高自身的专业性(professionalism),即优化其服务与知识的品质”;二是“争取职业地位,寻求公众对其优势的认同”[2]45,主要通过赢得社会的“适当的经济支持、自治权和社会尊重”来实现[2]45。如何从专业认知与专业道德角度来提升教师的专业性,构成了当代美国学者定位教师教育目的最重要的视角,而苏科特(Hugh Sockett)提出的“四种教师专业型”(four models of professional)理论更是对这一分析视角的具体化。

       一、从“三角目的冲突”到“四种教师专业型”

       目前美国教师的专业性受到了挑战:一方面,高利害考试、公共事务剥夺了教师的专业自主权,“基于伦理准则的许可与自治理念变得过时”[3];另一方面,在教师专业发展中,学术与政治兴趣间的关系陷入深奥的普泛化论争。这些挑战集中反映在教师教育的“三角目的冲突”上,即教育实践是职业和社会化活动,还是知识文化传播活动?抑或是强调个性发展的活动?在教师教育实践中,服务于教师职业发展、传播知识文化与发展学生个体构成了美国教师教育目的冲突的三个极点。要解决这一冲突,美国教师教育者有必要对教师教育事业的双重基本目的(认知目的与道德目的)进行分析,以此深入理解并重建教师专业的自治性。“教师教育的道德与认识目的不仅在提高行业人员教学品质上尤为关键,而且也有助于教学职业公共地位的提高。”[2]45它们其实就是实现教师专业自治的两大支柱,是和解美国教师教育目的内部冲突的两大出路,即认知提升之路与伦理自主之路。

       在综合考虑教师专业实践的特殊性与教师教育目的的两个基本维度(认知目的与道德目的)的基础上,苏科特提出了四种教师专业模型,即学者专业型(the scholar-professional)、养育者专业型(the nurturer-professional)、临床医生专业型(the clinician-professional)和道德代理人专业型(the moral agent-professional),以期缓解美国教师教育所面临的上述“三角目的冲突”。正如其所言,尽管这四种专业型不可能完整地概括所有类型,“但开辟多样化的模式可能有助于促进深奥的道德与认知冲突的解决”[2]47,为教师教育实践提供更为具体的综合考虑道德目的与认知目的的实践范型。这四种教师专业型都是在具体情境与理念下形成的多样化教师教育目的组合形态,有助于我们清晰地看到不同的教师教育目的在教师专业中存在的实然状况。正如其所言,四种教师专业型中“每一种都意味着教师教育应该如何进行,每一种都在教育目的的三角目的冲突中有所侧重”[2]47,这正是苏科特提出四种教师专业型的潜在意图所在。

       从特征上看,四种教师专业型的共同特征是重点性与具体性的统一。从各专业型的内容构成来看,作为教师专业实践的范型,是经过理论修饰后形成的,即在描述重点上简单强调某一方面的道德或认知目的,而忽略了其他具体目的,但这不等于说它在有意排斥这些目的,只能说是“侧重”某一方面的目的而已。所以,一旦“一种模型被视为理想模型,一般就会打上简单描述重点而不带有排他性的标签”[2]47。从各专业型的表述方式来看,每一种教师专业型“都假定了一张好教师的图像”[2]47,尽管这种“好”的含义在不同道德话语体系与文化背景中具有不可通约性。这种“好教师图像”的勾画增强了对教师专业型表述的具体性与形象性。这一“具体性”鲜明地体现在两种表述手法上:一是将具体实践者人格化的形态类型,如用学者、临床医生、养育者等名称为不同教师专业型命名,努力构建“来自实践”、“为了实践”的教师专业模型,增加对具体教师形象描述的清晰性;二是在具体教师的形象描述上都采取了从某一著名理论家开始描述每一教师专业型的方法,即“始于一个理论家,然后考察其实践,努力构建一个由不同实践元素构成的模型”[2]47,由此更容易让读者理解这一教师专业型的丰富内涵。

       二、四种教师专业型中教师教育目的的具体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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