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中国化”、“本土化”和“中国特色”的价值取向辨析》（P.14）一文对教育学“中国化”、“本土化”与“中国(特色)”教育学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入阐述。文章认为，教育学中国化的价值导向是“由外而内”；教育学本土化的价值导向既包括“由外而内”，亦包括“由内而外”；“中国(特色)”教育学的价值取向立足“由内而外”“本土创生”，亦即教育学本土化的实质拓展。确立“由内而外”的本体价值追求，做到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实与批判借鉴研究的有机结合，在实验中积聚经验并进行方法综合创新是创生“中国(特色)”教育学的必由之路。 《国家教育标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P.28）一文对国家教育标准体系的概念、现状及其完善策略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国家教育标准体系的建设要立足于现实国情，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为基础，以促进受教育者身心全面发展为导向，以教育教学基本规律为引领，以国际先进经验为借鉴，充分发挥教育标准的导向性作用、评价性作用、监测性作用。通过国家教育标准的实施，提升教育薄弱地区、教育薄弱环节的工作水平，规范教育行政行为与学校办学行为，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 《论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与教育信息化的深层内涵》（P.95）一文指出教育信息化的深层内涵是以“规划—行动—反思”为基本框架，将从教者经验主义的日常职业行为提升为基于信息处理与数据驱动的、围绕教育系统的创建与维护而展开的职业行为的过程。完成这一任务的当务之急是创建新一代教育学理论。而在新教育学创生之前，在教育学未揭示教育系统的运行机制之前，教育难以进入大数据时代。 《超越传统：走向批判与本土化的比较教育学》（P.145）一文认为，未来的比较教育研究不仅要“挑战传统”，更重要的是“超越传统”。它在两个关键维度上折射出新的发展趋向，即彰显批判性和回归本土化。比较教育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由此带来了批判性的学术话语。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功能被重新定义，聚焦本土化问题成为新的取向，这意味着需要在“国际性”与“本土化”之间寻找新的融合点与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