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乌托邦传统与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 萧功秦 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化中的性善论导致了用道德主义解决一切问题的政治哲学。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对人性的预设确实有所不同。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张性恶论，这是关于人性的悲观主义的理解。既然人性是恶的，就不可能单纯通过道德教化来改造，西方文明因而发展出一整套基于历史经验的制度与法律，来约束人性中的恶。相反，儒家文化中的性善论则是关于人性的乐观主义预设。儒家相信人性本善，认为通过道德的涵育与教化，就可以把人内在的善的潜质(即儒家所谓的“性”)显扬出来，通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可以让人皆有之的内在的善的资源充沛于全身。如果全社会的人都能通过修养与教化，修炼成具有完善人格的君子，那么，理想社会就会到来。 儒家执著于道德治国。儒家经典中的“三代”，实乃由儒家所肯定的道德原则建构起来的乌托邦世界，它与夏、商、周的历史事实相距甚远，只是儒家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道德理想国的投影。儒家根据德治的原则，建构起一系列理想化的古代制度，并把这种制度附丽到“三代”上去。这种乌托邦建构的过程，类似于现代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过程。在后者看来，良好的制度可以经由人的理性，根据“第一原理”与道德原则设计出来。这一建构过程是纯理性的，与经验事实无关，与人在适应环境挑战过程中的经验与试错无关。这种思维方式也可称为“儒家道德建构主义”。 儒家通过它所描绘的“三代”告诉世人，先人曾经生活在非常完美的过去，只要按“三代”的制度去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自秦汉以来，人们真以为历史上的“三代”就是曾经出现过的理想社会。儒家的这种道德建构主义，如同人类各民族的乌托邦理想一样，像黑暗世界的一盏明灯，确实起到了用理想世界来批判不公正的世俗生活的作用。然而，这种建构主义思维模式，也成为中国乌托邦主义的根源。西汉末年的王莽与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对三代美好社会信以为真，于是他力图运用自己取得的至高权势，在现实生活中复古改制，结果造成了社会的大灾难。王莽的悲剧是乌托邦理想付诸实践而形成的悲剧。20世纪30年代，著名思想家萧公权先生认为，王莽改制是最古老的社会主义试验。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乌托邦主义政治实践最早的惨痛失败。 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是，康有为的乐观主义的人性论导致了乌托邦主义。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其深层的思维句法结构，可以说与儒家文化中的道德建构主义一脉相承。在《大同书》中，家庭、私有财产、国家、阶级、婚姻等等，举凡一切在适应环境挑战过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的产物，都被认为是罪恶的，或至少是不完美的。康有为认为有必要凭着人类自己的理性，按照他心目中的道德理想的原则，去设计一些人造的完美制度。在康有为看来，既然人类凭自己的理性可以发明精美的机器，为什么就不能发明适合于人性的好的社会制度?用完美来取代不完美，用无缺陷来取代罪恶与缺陷，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天经地义。康有为大同思想就是以这种乐观主义的逻辑为基础的。 在康有为看来，作为千百年来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国家、家庭、婚姻及种种传统习俗既然充满缺陷，那么，最理想的、最适合人类生活的社会就应该取消这些东西，而代之以他头脑中想象出来的、没有缺点的人造新制度。康有为在《大同书》里认定，因为国家之间会发生战争，所以要取消国家，代之以“世界政府”。因为阶级制度会导致社会不平等，所以要取消阶级。因为家庭导致婆媳争吵、兄弟打斗，是自私的温床、罪恶之源，只会带来无穷的痛苦，所以可以而且有必要取消家庭，代之以“公养”、“公教”、“公恤”。又因为婚姻造成事实上的女子不平等地位，所以要取消婚姻，代之以一个月至一年为期的男女合同制，等等。 康有为的自信，源于他的理性万能信念。他认为，经验会犯错误，理性则如同公理几何，不会出错。但事实上，康有为在运用他的理性时就出了问题。他把黑人诊断为“劣等种族”，继而主张：采用“黑白杂婚之法”，男性黑人必须与女性白人结婚，女性黑人必须嫁给男性白人，以便在“七百年至一千年”内，使黑人化为白人。这一荒唐的例子足以证明，观念人所信托的理性本身具有缺陷。 毫无疑问，这种以性善论为基础的政治逻辑势必导致一种乌托邦倾向。康有为正是基于这一倾向，建构了通过对人进行教化以达到无私社会的政治哲学。 这种理想主义的社会蓝图，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谭嗣同的“冲决网罗”是20世纪激进反传统主义的先声。在他看来，传统就是“网罗”，就是束缚人性的东西，要实现一个符合人性与道德的社会，就必须冲决这些“网罗”，用观念中的完美主义世界取代现实。可以说，谭嗣同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把传统“妖魔化”的知识分子。当然，传统中有许多必须批判的东西，但“冲决网罗”则把传统符号化，使之被解释为没有积极意义与正面社会功能的东西。“五四”以后，全盘反传统主义取得优势话语权。谭嗣同的“冲决网罗论”为20世纪中国观念人的大量出现开辟了道路。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对“善”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时代、教养、性格、经历，特别是经受过不同挫折与痛苦的人们，会在自己头脑中形成不同的“善”的世界愿景。人们会以自己所理解的主观的“善”为标尺，对世界现行秩序进行重新建构。受这种乌托邦理念与思维模式支配的人们，存在着一种强大的重构人类新秩序的道德冲动。由此而产生的道德优越感、斗争意识与正邪两值分类，是激进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 事实上，用自己有缺陷的理性，去设计社会改造的蓝图，强行挑战人类千百年的集体经验——这种行事模式，正是近代以来激进主义的巨大悲剧之一。对康有为的《大同书》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20世纪激进主义的哲学基础与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