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21)02-0001-19 一、研究问题与分析思路 在后进地区工业化研究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发展型国家论正在复兴，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逐渐增加。实际上，发展型国家论能否实现突破，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发展型国家论者关于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后发国家——的研究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Haggard，2018：71-72)。但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意味着这种进展未必能够轻易实现。 发展型国家论被引入中国之后，学术界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一些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更多的研究围绕发展型国家论的适用性、中国是什么意义上的发展型国家等表层问题展开。这些研究大多零散存在，具有连续性的研究为数不多，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框架的发展更为少见。与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其他后进经济体/地区的研究相比较，可以清晰地发现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问题。 在20世纪末之前，每当发展型国家论被应用到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地区的研究，都会出现双向突破：一方面，这种应用深化了我们对于这些研究对象的理解；另一方面，这种应用反过来促进了理论更新。具体来说，如本文第三节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当发展型国家论被引入到关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南美等新的发展中经济体/地区的研究，都出现了基于这些研究对象的实践的经典研究(Amsden，1989；Evans，1995；Wade，1990)，而这些研究大大地发展了发展型国家论的分析框架。相比之下，在发展型国家论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已经超过30年的今天，发展型国家论者尚未基于中国实践推出公认的经典作品，相关研究并未将发展型国家论的分析框架提升到更高层次。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以下称为“中国悖论”)。 在政经关系——发展型国家论的主要分析对象——方面，中国实践与发展型国家论早期研究对象的实践既有共性，也有区别。因此，中国悖论的出现既不是因为发展型国家论不适于中国研究，也不是因为中国实践没有为发展型国家论者提供新颖的分析素材，而是因为发展型国家论的现有分析框架难以全面涵盖、有效分析中国实践。 出现中国悖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发展型国家论研究格局的演变。具体来说，这一研究进路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一个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可以称之为约翰逊传统；另一个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可以称之为阿贝格兰传统。①在早期发展阶段，分别以显性和隐性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初创期的发展型国家论仅仅提供了理论上的出发点，两个研究传统实际上同时存在，理论发展空间巨大。所以，在这一时期，每当发展型国家论者遇到新的重要研究素材，他们总能在两个研究传统支撑的空间下分析这些新素材，扩展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框架。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约翰逊传统事实上驱逐了阿贝格兰传统，主导了发展型国家论。于是，这一时期的发展型国家论日益向特定方向发展，逐渐达到理论容积的极限；而达到极限的发展型国家论难以有效分析高度复杂的中国实践。中国悖论在研究传统的演进过程中形成，研究传统的再度变化也是破解这一悖论的重要方向。 第二节论证发展型国家论的早期发展阶段曾经存在两个研究传统，说明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发展型国家论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地区的相遇总能带来理论上的突破；第三节回顾两个研究传统如何进入独立发展的状态；第四节讨论研究格局的演变与中国悖论的关系，试图以行政能力与企业能力为中心统合两个研究传统，探讨局部化解中国悖论的途径；第五节总结全文。 二、两个研究传统的共存 在发展型国家论的早期发展阶段，存在着相互联系的约翰逊传统和阿贝格兰传统。在笔者的阅读范围之中，国内外学术界没有注意到这一重大问题。查姆斯·约翰逊被认为开创了发展型国家论；但是，这一通说存在问题。 首先，约翰逊的研究明显受到了日本股份公司论的影响(Johnson，1982：8，21，265)，而詹姆斯·阿贝格兰则是最早对于日本股份公司论进行讨论的西方学者。在这个意义上，约翰逊的代表作受惠于阿贝格兰的洞见。众所周知，发展型国家论最初以日本政府对于战后发展的介入为分析对象。在早期相关英文文献中，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关于日本经济体系的研究报告广受关注(Kaplan，1972)，正是这一研究报告让日本股份公司论流行开来。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是，尽管这一报告以美国商务部的名义出版，但是构成研究报告核心部分的案例分析是在阿贝格兰的指导下写就的。日本股份公司论存在通俗版和学术版两个版本。通俗版的日本股份公司论认为日本经济像一个巨型公司一样运行，以通产省为核心的政府机构是公司总部，各大型企业相当于巨型公司的各个事业部。学术版的日本股份公司论则认为日本政经关系的本质不是控制与被控制，而是互动。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商务部研究报告采用的观点接近学术版的日本股份公司论。细读阿贝格兰在美国商务部报告发行之前出版的著作(Abegglen & Boston Consulting Group，1970)，可以发现美国商务部的报告在这个问题上采用的观点来自阿贝格兰。实际上，约翰逊关于日本政经关系的本质的认识也接近阿贝格兰。②纵观美国各界对于日本政经关系的早期研究，我们有理由认为，阿贝格兰比约翰逊更早地注意到了政经关系在日本经济中的重要性——这正是草创期的发展型国家论的出发点，他对于日本政经关系的性质的认识也影响了约翰逊。 其次，约翰逊提出的发展型国家论的主要内容已经存在于阿贝格兰的论述中。关于这个问题，已有比较详细的文献梳理(宋磊，2015：20-22)。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如果说发展型国家论的要点是资本形成与产业政策，那么对于这样两个要点，阿贝格兰早已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Abegglen & Boston Consulting Group，1970：57-82)。问题在于，尽管阿贝格兰的论述以英文进行，却由日本的出版社出版，了解相关论述的西方学者极少。③这一现象是发展型国家论者忽视他的研究，阿贝格兰传统长期未被识别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