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中国近代学术包括教育学术体系是在西学东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方面让中国教育学术搭上了西学顺风车而不断得到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教育学术的自觉建构造成严重困扰。诚如陈桂生教授指出，“我们的实践已经越出西学东渐的时代，而我们的教育理论越出了吗？”[1] 由于我国自古以来文化传统基本上并未中断，以致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并不是以“空白的头脑”简单地接受外来的文化。在漫长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对“西学”或本土文化的认知与运用，不可避免地存在阅读障碍与价值冲突。其中往往表现为有关古今教育比较与中西教育比较中出现的名实不符现象。由此又反映出在“对象与语言”、“概念与方法论”理解与运用中的问题。鉴于此类问题实同中国教育学术的自觉相关，故在理论上“越出西学东渐时代”之前，还需澄清诸如此类深层次问题。 一、“西学东渐”问题 近代中国学术体系在西学东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学人对西方、传统和现代中国的认知方式，也为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带来一些根本性困扰。如果不能对这些困扰有清晰的认识，那么中国学术便难有真正的“自觉”。 西学东渐引发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问题：(1)中西问题。在西学东渐基础上构建的知识系统(从术语、概念到方法、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中国？(2)古今问题。对一个或多或少正在变化的社会而言，理解过去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古今问题”，这是任何一个试图理解过去的社会都存在的问题，因而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古今问题”。西学的传入打破了中国延续已久的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我们接纳了来自西方的概念系统(或多或少地存在“改造”)，并且这套系统已成为今天中国学人认识世界和理解自身的基础。这样，一般意义上的“古今问题”变得复杂：我们正在使用的概念系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沟通传统与现代在认识上的断裂？ 上述两个问题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根本、普遍的意义。如果不能对上述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和自觉，那么我们很可能犯两种错误。第一，中西互度即中西不分。在学术研究中，这种错误的主要表现有两种，要么是问题错置，将西方问题当作中国问题；要么是理论错置，以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现实。第二，古今互度即古今不分。这种错误典型地表现为，将新概念和术语简单地“还原”为其古义，或者将新事物视为“古已有之”，或者用新的概念和术语所表征的事物简单比拟古代的类似事物。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系统深入地探讨“西学东渐”对中国教育学术自觉的影响，并持续地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二、对象与语言 客观存在的世界是特殊的，具有个别性；也是流动的，具有连续性。为了在意识中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需要将它变为我们的对象，或是实践的对象，或是艺术的对象，或是信仰的对象，或是理论的对象等。对象的不同表明主体把握世界的方式有别。这里仅考虑后一种类型即理论的对象。 然而，外在于我们的世界并不天然地成为认识的对象，只有当我们“关注”它时，它才以“对象”的形式映显(以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变形的方式)在意识中。“关注”本身意味着“选择”，它使特殊的世界从联系中“孤立化”，使流动的世界在意识中“停留”。为了完成这种活动，我们不得不借助语言：一方面语言表征或多或少“变了形”的外部世界，我们通过操作作为中介的语言来想象地操作“外部世界”(如马克思所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2]；另一方面，语言作为语言本身的性质也为人们理解外部世界设定了限制(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3]，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系统所反映的人们意识中“变了形”的世界是不同的，即不同的语言系统表征了人们在形式上对世界“划分”方式的差异。在前一种意义上，可以说语言是理解世界、表达思想的“工具”；在后一种意义上，可以说语言本身也是思想。 依照索绪尔的观点，语言符号指的是音响形象与其“所指”的概念(意义)的结合体，因而书写的文字符号系统不属于语言。[4]但是，如果一种语言仅仅停留于“音响—概念”符号系统的形式，其形式本身不仅限制了语言作为认识世界、表达思想的功能，而且限制了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深度和广度。由于文字不仅与音响形象之间具有某种对应关系，文字本身作为符号也具有表征“概念”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可将文字符号系统视为语言符号系统的另一种形式。 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学术的真正影响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那时，一个新世界(物质的和精神的)出现在一些较早接触西学的中国人面前。原有的语言系统并没有表征“新世界”的相应术语。早先有来华传教士以及与之合作的中国西学派士人，继之而起的是大批知识分子译介西学。随着人们眼界的开阔，新事物、新思想的出现，已有语言势必不足。1905年，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指出，“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5]可行的办法是创译新词，或者赋予旧词以新义。自然最初阶段，只能用已有的语言系统来比附。甲午之后，学术界师法日本成为风尚，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受日译汉语的影响很深。在同一篇文章中，王国维描述了日译新语对文学的影响：“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而上之学，渐入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中间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侵入我国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