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下简称《决定》)，由此开启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大幕。30年弹指一挥，中国教育及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纪念《决定》颁布30周年，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应该从《决定》的颁布中继承些什么？与30年前相比，今天教育改革面临的态势有何不同？应该怎样推进和深化教育改革？ 《决定》的精神遗产是解放思想，激发教育活力 《决定》的精神遗产是解放思想，激发教育活力，而《决定》的颁布也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1976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拨乱反正”时期，但是，改革与发展的激情与热情仍被“两个凡是”的桎梏束缚着。①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由南京大学胡福明，中央党校孙长江、吴江等人撰写，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公开发表，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此文。由此，拉开了一场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基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最终，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完成了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此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科技体制改革决定”以及“教育体制改革决定”，都得益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思想解放。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出台了三个重要文件，那就是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改革的决定》和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三个《决定》”)，从而形成一个时代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整体框架。 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源于基层；顺势而为，保护这种动力与活力是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又是从农村开始、从基层开始、由农民推动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1978年12月，一张源于民间的小小契约成为中国农村一场大变革的开始。此后，中央对这一问题一直给予非常谨慎的观察、保护，以至大力支持。例如，1981年10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通过《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展，使它具备了合法性；1983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改革若干问题》，全面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教育领域之中。“文革”之后，邓小平主动请缨，分管科技与教育。恢复高考对激发千万学子的学习动力、恢复被“文革”破坏殆尽的教育与学习生态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的教育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仍有相当的差距。1983年国庆节，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全国一些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源于基层的改革探索，而“三个《决定》”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源于基层、符合本地区特征、富有成效与活力的改革探索。1984年11月，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挂帅，成立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文件起草领导小组，着手进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胡启立等领导同志赴安徽、江苏、江西、广东调研，着力发现迫切需要解决的教育问题以及各地的教育改革经验。这次调研，历时半个多月，辗转四个省，前后到过几十所学校，大大小小开了近百个座谈会，与逾千人座谈、交流、讨论。[1]《决定》结合国家教育改革源于基层的改革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等。 可以说，这种注重激发基层与地方教育活力的做法，在此后的教育改革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例如，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教育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利于调动各级政府、全社会和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提高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和办学效益；有利于促进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改革办学体制。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 体制性障碍限制或制约了教育的生机与活力 2014年，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刊《狄德勒斯》(Daedalus)邀请一批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在其春季号发表一系列文章，以宽广而又实际的视角探讨当代中国的社会政策与社会变革。正如著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所称，“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社会经济改革所取得的积累性成就，从最广泛的角度观之，实在是令人惊叹……然而，尽管外人会对所谓‘中国奇迹’的速度与成就叹为观止，但无论是中国人民还是中国领导者们却均对当前的形势感到忧心忡忡”。中国不仅面临着强占土地、环境污染等基层社会问题，更面临着由各级领导干部作风腐化和居民收入不平等所导致的腐蚀性效应。“经历了35年改革的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2]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中国教育同样面临着种种严峻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