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等种种复杂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北京和全国一样历经艰难困苦，全市的农业生产大幅度减少，城乡居民的副食品和轻工业用品供应严重不足，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为了扭转这种困难局面，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此首都人民积极响应，大力调整国民经济，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本文尝试对20世纪60年代北京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研究做简要述评，总结国内关注的热点，评析研究成果，以期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起到借鉴作用。 一、研究成果凸显“四种丰富” 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是自上而下实施的全方位的调整。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后。到目前为止，涉及北京国民经济调整的研究成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有了丰富的宏观研究成果。研究北京国民经济调整务必要了解全国的调整状况。目前学术界关于20世纪60年代全国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众多的党史国史专著作为一个部分论及这次国民经济调整，普遍认为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文教事业起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二卷)》①，其中有三章的篇幅直接关涉国民经济调整。另外，柳随年编著的《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②、丛进著的《曲折发展的岁月》③、萧冬连等著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④、刘友于等著的《中国20世纪全史：曲折探索(1956～1966)》⑤，都为国民经济调整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关于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研究的综述有：张弓和滕文藻的《关于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综述》⑥、刘友于的《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研究综述》⑦、张素华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研究述评》⑧。从这几篇综述就可以窥见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这里不再详细论述。 第二，有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历史资料。首先，《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已经出版19卷⑨，其中第13卷至第17卷就是北京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年)的文献资料，展示了北京市认真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以及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其次，《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第五辑和第六辑⑩，记述了1961年1月至1966年5月间发生在北京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有些史实细节是首次披露。另外，《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11)详细搜集整理了这一时期北京所发生的大事。这些资料为北京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三，有了丰富的区县史料。《北京区县社会主义建设史》(12)，追溯了18个区县的建设源头、发展过程。从《中国共产党北京西城区历史大事记(1918～2004)》(13)等各区县大事记中可以看到，在1961～1965年期间，各区县都进行了积极的调整与改进。因此区县史料对于研究北京这一时期的历史不可或缺。 第四，有了丰富的回忆录、人物传记以及一些相关著作。《彭真传》(14)共四卷130余万字；《彭真年谱》(15)共五卷180余万字。这两部著作于2012年出版，对了解彭真的革命经历、思想生平，特别是了解北京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刘仁传》(16)记述了刘仁在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期间，为北京市发展所付出的心血。郑天翔的《回忆北京十七年》(17)用大量生动事实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北京的新生和发展所作的艰辛努力。另外，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18)中的一些传记文章，也为研究北京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历史增添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二、研究内容聚焦“五个重要” 近十余年来，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从重要事件、重要措施、重要领域、重要人物、重要会议等五个方面着眼： (一)重要事件 学者们主要集中于两个重要事件的研究。 一是关于京郊调查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京郊调查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作出了积极努力。刘建萍指出：“调查对北京市各级领导改变工作作风，纠正强迫命令、瞎指挥的工作作风，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解决了北京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和政策中的诸多弊端，为恢复北京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调查为中央制定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提供了积极参考，检验了北京市各级领导的执政水平和纠错能力。”(19)陈煦、苏峰强调，京郊调查对于纠正当时京郊农村存在的“左”倾错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 二是关于“四清”运动的研究。赵有福的《北京通县地区的“四清”运动》(21)集中描写了特定时空下的“四清”，内涵非常丰富，这也是少有的关于北京这一时期的系统性研究。王楠则在硕士论文《四清运动的困境——以北京市房山农村地区为例》(22)中指出，四清运动的困境由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引起并在其中得到具体展现：开展运动与发展生产的矛盾；群众运动的有效性与无效性；贫下中农协会与社队党组织、管理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工作队的后顾之忧。作者认为，只有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形成国家机器内部的良性运作机制，同时建立和完善社会力量作用于国家机器的制度化的途径和渠道，才能缓解对政治运动的依赖。林小波着眼于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在《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23)中详细描述了运动开始的过程，指出北大社教对“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