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多年来，国内政治学界对西方政治学概念与理论的译介，增加了中国政治学界的知识存量，带来了中国政治学话语范式转换，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但与此同时，包括传统治理技术在内的中国的政治经验，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验，并没有成为建构新的政治理论的素材，而往往沦为既定理论的诠释对象。对此，近年来政治学界开始自觉地反思西方政治学理论，努力构建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与话语，并试图在此基础上与之展开对话。从2015年国内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议题来看，具有自主性意识的学术研究与理论构建有所推进。 共识与分歧并存的国家建构研究 基于苏东剧变和目前中东国家灾难性经历的惨痛教训，国家建构成为政治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对此，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的建构与重构，必须有一个基本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有学者指出，只要一个政治体寻求政治稳定和统治有效，就必须凸显一种兜底的秩序；否则就会丧失国家权力的掌控权，陷入无法自我维持的政治动荡。这种强调政治秩序的研究侧重，使得国家建构研究一般持国家中心主义视角，认为国家建构就是集中权威和资源建构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实现政治安定、国家增能、行政有效的过程。对此，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的国家建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对国家建构的理论背景认识不够完整，对税收与国家建构的关系研究不够充分，对国家建构要素间的时序缺乏关注，对社会群体在国家建构中的作用关注不足，缺乏对于社会资本与国家建构的互动研究。 对国家建构与重构的关注背后，包含了学者们关于如何避免国家重构中出现的政治衰败甚至国家崩溃的隐忧。而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译本(2015年)的出版，更是增加了这一议题的受关注度。福山提出，政治发展具有“强大政府—法治—民主问责”的时序逻辑。对此，国内一些学者表示认同，认为政治发展的时序不能颠倒，否则会导致国家衰败、政治失序。然而，历史与未来政治的发展极为复杂，常常不按看似最优设计的时序发展，更呈现出三种维度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顺序论”乃是基于一个乐观的假定：当“好东西”依次进场时，先到的不会阻挠后面的到来，而后到的又不会破坏前面的存在。但已有历史经验证明，民主与国家能力能否相互促进，充满了冲突和偶然性。 整体来说，国家建构与衰败研究仍是一种规范性的定性研究，关于其中各种维度之间、指标之间、维度与指标之间逻辑关系的论证尚存不足。而由于其论题过于宏大，要从操作层次的质化指标与适当的定量分析方面来严密论证其逻辑与结论，似乎不太可能。 探寻中国民主政治的资源与路径 近年来政治学界关于民主理论与模式的讨论，可以说是关于如何进行国家建构、避免国家衰败的一个理论面向。一些学者指出，西式代议制民主在实践上陷入了难以摆脱的泥沼，在理论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其主要理由包括：存在西式民主之外的多种民主模式，选举民主已经沦为“选主”；民主化在发展中国家导致了无效治理、失序甚至是不断的武装冲突和种族屠杀，被指为“民主的阴暗面”；美国基于其国家利益推广西式民主，背后包藏着意识形态祸心，看重民主的合法性功能，忽视了民主的有效性，具体的民主制度与模式必须适应所处文化环境才能稳定成长起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统一。 一些学者则认为，澄清民主的内涵、功用及其限度是讨论民主问题的关键。首先，把选举民主简化为“选主”有偷换概念的嫌疑。选举尽管是民主的核心，但并非民主的全部。严格的监督制度可以防范少数人借由权力与金钱单方面操纵选举与控制政治。再者，批判者提出的“抓阄”等办法或制度设计，既不可能完全弥补选举民主的缺陷，解决其面临的问题，更不可能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全面替代选举民主。其次，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无效治理、失序甚至冲突，主要在于国家权威结构的崩溃。正因为缺乏基本的政治社会秩序，导致民主及其他相关制度难以在短期内建立。因此，要认识到民主并非万能解药，要对民主建立的条件、民主的功用及限度有清醒的认识。最后，在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下，民主的合法性功能与有效性功能是统一的。对于民主建设的成功与否，必须有一个共识性的基本标准，这样才能使民主化有所归依，逐步通过民主实践，培养民主所需要的价值文化。 实际上，上述围绕西式代议制民主的论争，目的都在于追求更为完美的民主模式与理论，从而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寻求可能的路径与资源，实现政治权力对人民负责这一目标。有学者提出，通过党内的民主来协商、协调各种利益，可以成为中国发展民主的独特机制；有学者则主张从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从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我党传统的民主因素中挖掘思想资源，来建立民主主义民主和治理民主；有学者认为，判断民主模式是否成功，关键在于其能否实现民主的价值，包括使政治权力持续稳定地对人民负责，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使人民拥有最终的主权，达到合法性与治理绩效的长期统一。 国家治理与法治国家的政治学思考 近年来，围绕国家治理与法治国家建设的讨论成为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吸引了包括政治学在内诸多学科的兴趣。关于治理问题，政治学学者普遍意识到西方既定理论解释中国政治社会发展方面的无力，并试图用治理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但整体而言，高质量的深入研究成果并不多，大多数研究只是在重复或低层次上解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治理的理解，多局限于治国理政的层面，而忽视了治理中关于政府与社会公民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维度，对公共管理中的多元参与、服务性、多样性、民主性、法治性关注不够。究其原因，主要是把治理结构没有发生实际转变下产生的现象不加区分地装进“治理”口袋造成的。如有研究乡村政治及治理的学者指出，尽管乡村治理结构开始呈现现代化的治理形态，不过调查表明，其依然保持着传统的集权化和行政化性质，民众的公共参与不足，尚待形成和健全民主与法治治理结构。正如海贝勒教授所说，中国问题专家中间已经发起了一场广泛的讨论，但政治学显然还没有发展起合适的工具和范畴，可以对像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进行更细致的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