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5)04～0014～10 DOI:10.14082/j.cnki.1673～1298.2015.04.003 一、问题的缘起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沧桑，成为世界文明的绮丽瑰宝。中华民族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滋养下，诞生了无数先进贤达、仁人志士、民族脊梁，他们身上的文化品格内化为中国人优良民族性的重要因子。例如：抱负远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道义担当——士不可以不弘毅，重任而道远；品德刚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对文教传统以及国民性积极内容的充分认知十分必要，有助于我们在当代弘扬民族优良传统、培养民族文化自信；与此同时，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也不应回避。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可贵理论品质，马克思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1]261。在我们成为经济大国并进而期望建设文化大国的时候，对国民性的再认识再批判愈加刻不容缓。“应试教育”固然也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但我们依然不能放弃去批判和诟病它对国民素质的巨大负面影响；同理，我们肯定教育信仰和传统教育为民族国家提供大批优秀士和仕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其对国民性的负面作用，厘清其源流，认清其积弊。历史地、批判地分析民间的教育信仰与国民性之关系，对于鉴往知来，除旧布新，当有裨益。 国民性是一个既老且新、恒论恒新的问题。如果从明恩溥(1845～1932，美国传教士，在华5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性格》(又名《中国人的性情》、《中国人的气质》，1890年出中文版；1894年出英文版Chinese Characteristics)算起，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讨已逾两个甲子。严格意义上讲，“国民性”一词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移译的西方词汇，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由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用来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戊戌变法”时期，面对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严复、梁启超意识到了中国人国民性改造的问题。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提出了“新民说”，提倡公德品质、尚武精神、权利与自由等思想，二人都希望改造和重塑国民之精神来促进社会改造和进步。此后，中国知识界对于国民性的讨论和批判时断时续，时冷时热，但对其关注却从未停止，然而也未曾达成共识，可谓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一般认为国民性是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表现在国民整体行为、态度、价值观上，稳定的心理特征和精神状态。本文采用较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概念：“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用来表示文化精神和心理结构的集合概念。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起作用的文化精神、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又称民族性格。”[2]为便于分析，我们将文化精神、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归类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此三者视为国民性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一国国民所具有的稳定的、富有民族特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蕴含并细化了不够明晰的文化精神和性格特质。尽管“以前的学问、道德和信仰往往同是一件事，而非三件事”[3]，但这恰恰说明在古代中国，教育信仰、道德人格、知识类型是一体共生与相互构建的。 国民性倾向与特质的形成究竟取决于哪些因素呢?显然，国民性是一国之自然地理、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宗教形态、心理结构等要素长期互动与建构的产物，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心理学、文化学等不同学科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管窥一二。例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对日本国民性的分析，她认为“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两者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4]又如，张宏杰认为社会制度改变着国民性，“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因此专制技术发展史的另一面，或者说这种技术成果的体现，就是一部漫长曲折的国民性演变史”[5]。那么，作为文化精神的教育信仰是否影响着国民性的生成与走向呢? “教育信仰是人们对教育活动在个体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教育行为的根本准则。”[6]教育信仰是对教育应然价值的坚定期待与尊崇，是教育发展方向的信念支撑，是读书人与教书人的精神动力，是教育制度设计的灵魂。一个民族国家的教育宗旨、教育功能和教育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信仰，“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而已。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学生自己清楚当下的教育本质和自己的意志。除此之外，是找不到教育的宗旨的。”[7]44教育对国民性养成的作用和意义是无须赘述的，正如雅斯贝尔斯总结的：“教育决定一个时代、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这一曾经风靡一时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7]64那么，中国民间的教育信仰的特质为何?教育信仰与国民性有何关联?这是以往有关国民性讨论中较少涉及，却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以降，对中国国民性的讨论、批判与改造之声一浪高过一浪，缘由在于积贫积弱和落后挨打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举凡政治革命、实业报国、教育救国、文化更新等，均与深深的民族忧患、国民性反思相关联。救亡图存的路径之一是“教育救国”，即通过教育塑造新的教育信仰和新的国民，以富强民族国家。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大批仁人志士致力于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与重构，行动层面是对教育的革新和借此对“新民”的塑造，几乎所有的能够影响或期待影响社会的政治家、革命家、实业家、教育家乃至军事家(大军阀)，无不关注教育的改造，期望通过改造教育信仰和教育制度进而改造国民性，为构建现代国家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