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5)08-0005-11 一种侵蚀民族情感的世界主义倾向，是与德国的民族性不可分割的。人们可能必须失掉他们的德国性，为的是找到他们的德国性。 ——托马斯·曼(《一个不问政治者的反思》)① 中国的迅速崛起是21世纪举世瞩目的现象，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也在全球政治、安全和文化等多个方面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外交与国际事务领域中的努力，既别开生面也面临困难，而国际舆论对中国日益剧增的影响力，既有乐观的期待也有疑虑和担忧。这些事实表明，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尚未完成的历史进程，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也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需要深入探索的重大问题，要求中国学者突破传统的概念与理论框架，在世界政治的研究中寻求理论创新。 在过去几年中，“大观学术群组”的学者紧密合作，展开了关于世界政治的多方位研究。②在这一群体的激励与启发下，本文作者开始探索发展中国学派的新世界主义理论的可能。我们的研究旨在对中国崛起的世界性影响提出系统性的学说与论证，阐明中国发展对塑造世界秩序的巨大潜力与文明意义，并诉诸一种明确的价值立场：中国应当为人类和平与共同繁荣做出新的贡献，其理想目标不是重建往昔的“中华帝国”，也不是在霸权轮替的角逐中跻身新的“霸主”之列，而是在根本上改变霸权结构本身，最终促进人类走向公正与和平的“后霸权世界秩序”(post-hegemonic world order)。新世界主义的核心议题之一，是为后霸权的世界秩序奠定理论基础。在方法上，我们的研究注重发掘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论潜力，同时深度介入与西方学术传统和前沿发展的对话，以实现“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变”，为塑造未来的新世界秩序做出理论贡献。 本文的主旨是初步勾勒中国新世界主义论述的轮廓框架，通过发掘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的智慧与理想，并借鉴西方学术界相关前沿研究，阐明新世界主义的主要理论特征，试图在中西思想的对话中重建一种新的全球想象。本文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首先，我们将考察天下观的历史衰落及其当代复兴的困难与潜力，解释现代性冲击下华夏中心主义的破灭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世界图景的转变和民族意识的兴起，认为中国传统的世界主义理想虽一度受挫，却有可能在当代条件下以新的形态复兴。第二，我们通过对文明中心论的批判，讨论天下理想转向新世界主义的必要性，并借鉴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性”视角，来阐释新世界主义所强调的“文化遭遇”的视野，及其对理解文化转变的重要性。第三，新世界主义的核心论题是，为后霸权的世界秩序奠定一种跨文化的普遍主义规范基础，通过对“和而不同”“华夷之辨”和“求同存异”等观念的再阐释，探讨中国传统思想对构想跨文化普遍主义的重要启发意义。最后，本文在结语中辨析全球化时代文化遭遇的特征，由此阐明将“一个共建的世界”作为新的全球想象的必要性，并思考中国崛起对重建世界秩序的可能前景。 一、天下观的历史衰落与当代复兴的难题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许多中国学者努力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体现中国自身的立场和观念，积极发掘传统文化思想的当代意义。关于“天下观”的讨论近年来成为一个焦点议题，其中赵汀阳对“天下体系”的研究格外引人注目。③他将“天下”视为中国独特的世界观念，论证它比西方以民族国家和国家间关系为核心的世界观念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在道德意义上也是最为优越的世界观念的范式。赵汀阳的论述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相当热烈的回应，其中有尖锐的批评，也有同情的理解。④此后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持续展开，比如许纪霖提出“新天下主义”的论述，主张对传统天下主义进行“去中心”和“去等级化”的扬弃，在人类共享的普遍文明基础上寻求新的普遍性。⑤任晓则通过观念与历史的梳理，将天下思想理解为“中国的世界主义”，并阐释了其主要特征。⑥论者对“天下”这一概念的界定与理解未必完全一致，但大多同意，天下思想是中华文明最为悠久的思想传统之一。在观念意义上，天下体现了一种开放、和平、包容他者、兼容并蓄的卓越理想；在实践中，天下秩序擅长于安置、吸纳、收编和同化“外部”，将外部纳入华夏文明结构之内，或吸收融合，或置于华夷之辨的差异而一体化的秩序格局中，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生机所在。 然而，天下观作为思想资源所富有的启发性，并不意味着在当代条件下寻求天下理想的复兴具有现实可能。一个明显的难题在于，天下思想不只对于西方世界是陌生异己的，对于当代中国人也是相当隔膜的。在今天中国人的世界想象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并不是“天下”而是“民族国家”，甚至还存在着某些不可忽视的激进民族主义倾向：伸张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鄙薄人类价值的共同性，渴望以新兴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对抗并最终取代西方大国的霸主地位。在这种论述中，“天下复兴”并非指向和平崛起与合作共赢的目标，而是期望再造一个具有扩张性的“中华帝国”。这也很容易被“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所利用。 可以想见，作为中国思想传统的天下观念，如果不能彰显为当今中国人自己的生机勃勃的“活的传统”，那么无论“在义理上”对它赋予多么理想化的哲学阐释，它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大可置疑的，对于重建未来世界秩序的作用和意义也将相当渺茫。在此，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传统中国的天下理想——坚持“兼容并蓄”“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等卓越的理念，深具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精神——已经被强势的民族主义意识所压倒，甚至时而被排外主义、敌视他者以及复仇主义的情绪所劫持。那种经由“理想化重构”的天下主义几乎缺乏与之对应的实践形态。实际上，正是天下观“衰落”的事实才构成了探讨其“复兴”的前提。因此，在对天下思想可能产生的巨大贡献展开热烈的憧憬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传统的天下理想为什么会在现代中国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