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我反思平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之所在

——基于中国国家建设的考察

作 者:
陈毅 

作者简介:
陈毅(1979- ),男,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国家理论与民主理论研究,上海 201620

原文出处:
学习与探索

内容提要: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国家建设经历了全能型国家的转型、发展型国家的超越和生态型国家的构想三个阶段。以“国家自我反思平衡”这一核心概念来分析这一变迁历程可以看出,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执政党和政府由于具有比较强的自我反思平衡能力,能够不断调适和规约自身的行为,因而使中国的国家建设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赢取了较好的治理绩效。当然,中国构建自主型国家的道路依然漫长,国家建设积累的弊病以及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也一直在考验着现代国家的成长,因而国家自我反思平衡也将伴随国家建设的始终。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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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5)06-0058-06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社会各界反响强烈,不少学者把“治理现代化”看作是“第五个现代化”目标,围绕这一目标的诸多研究视角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笔者认为治理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治理治理者,受这一永恒难题的启发,本文从国家代理人自身出发,基于“国家自我反思平衡”这一核心概念来审视新中国国家建设的历程,回应如何构建自主型国家和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一、找回国家:国家悖论与国家自我反思平衡

       为什么需要国家、何为国家及国家应怎样运行这三大问题一直促使中国学者思考国家的一般通性及中国的独特性。

       1.国家回归的必要性

       事实上,国家一直都在发挥着作用。尽管奉行“夜警国家”的自由主义者极力主张国家尽可能退去、仅保留非常有限的领域,尽管随着行为主义的盛行、利益集团的成长,政治研究中以国家作为核心的范式大有被取代的趋势,尽管无政府主义者明确表示对国家充满了不信任和批判,但是国家从未在我们的视线里消失,尤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国家充满敬畏的思想家们再次扛起国家的大旗,使国家的作用再次凸显。例如,新马克思主义者密利本德和普朗查斯系统地论证了“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继承韦伯思想精髓的斯考克波在其编著的《找回国家》一书中提出国家具有潜在自主性。此外,还有亨廷顿,其对政治制度重要性的深刻论述被奉为“新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学生福山也继承了老师的衣钵,认为后发国家如果在政治稳定和国家构建方面做得好的话,政治转型就比较成功。事实上,不仅仅是后发国家的政治转型证明了国家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且奉行自由主义的国家也越来越不能忽视国家的作用。诸如在国家的福利分配和反恐等国家安全方面,“国家退却”是难以想象的,也必然面临巨大的灾难。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催生了“新国家主义”学术流派的诞生,诺斯、查尔斯·蒂利、波齐等大师级学者是其代表。

       2.国家如何确保自主:国家自我反思平衡

       尽管肯定国家的回流越来越凸显国家的重要性,但对国家充满质疑和警觉的那些思想家的理论也不容忽视。由于担心国家权力不受监督而侵害个人的权益,因而有人要求把国家从神坛上拉下来,置于人民的意志之下。的确,国家易于被利益集团绑架,容易把代理人的身份错位为委托人、取代民意、恣意妄为。可见,国家权力行使的趋恶性和利益代表的向善性之间的内在悖论是撕裂国家的二元张力。

       如何克服国家的内在悖论?在吉登斯看来,“现实的主权本身……应该被视作某种不断反思性地加以监测的东西”[1],即国家的自我反思平衡。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自主性反思平衡呢?其一,从理论层面而言,就是指把国家看作是一个具有法人主体资格的权利主体,国家能够像个人那样自我反思,“自我的反思性投射:由自我叙述的反思性秩序来构成自我认同的过程”[2]274。即从个人自主性而言,一种特殊的自我发展经历就是通过反思性组织起来的内在参照型体系逐渐形成的。只有具有内在自我反思的机制和习惯才能更好地规约自我的行为、做好自查和调适;同理,一个具有理性的批判和反思能力的国家也需要对国家构建的秩序不断进行反思和重构,使之超越狭隘的统治阶级和部门集团利益,以公共利益来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这是在寻找内在机制来塑造国家的品格、构建自主型国家,从而使秩序的构建更加合理。其二,从主体间性来反思主体性。如何通过主体间性(公共理性或交往理性)来发挥国家主体性,如何通过主体的移情能力和内心的独自来发挥主体性,这些都要求现代国家具有很强的道义支撑来规约自身。其三,只有把国家的自我反思落实到制度化安排中去,才能更好地贯彻国家的自我监督,这就要求“包括例行化地把新的知识和信息纳入到环境当中并予以重构或重组”[2]273。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更新和调适国家行为,使之符合新的时代特征。

       3.对中国的国家主导发展模式的反思

       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得益于这种模式,另一方面这一模式也暴露出不足,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的国家建设没有把这种模式固化,而是通过学习型政党建设不断调适自己的行为,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基于民意需求进行国家顶层设计有其必要性,既能够显示出以国家引导为主的治理能力,又能够在模仿中寻求自主,在自主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和反思平衡,对不足进行修补完善,在一个永续的进程中探寻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在机理。的确,过去的革命话语和意识形态说教越来越难以产生说服力,这督促我们有必要回到现代国家自身的逻辑上来解释其合法性基础,使国家遵循现代化的逻辑来推导国家权力的产生和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这也是中国鲜明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之所在。基于此,笔者将对国家在中国国家建设中扮演的作用及其角色自我转换展开深入分析。

       二、对全能型国家的批判以及全能型国家的转型

       从对国家权力的行使和规约的视角来看,新中国的国家建设经历了从全能型国家到后全能型国家再到法理型国家的演变轨迹,这一轨迹反映了国家内部权力的配置及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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