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叙事转向:一段问题史

作 者:
刘阳 

作者简介:
刘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理论在当今学术前沿上的一种新范式是叙事转向,即让叙事成为理论谈论自身的方式。这一新范式,其起点是百年来文学对叙事技巧的高度推重,构成与传统的醒目区别;作为由此引发的理论反应,叙事学相应地认为事件即叙述,不分离两者,为叙事的现代狂欢提供了理论推力。究其原因,叙事学来自现代语言论学理传统,这一传统揭示出语言不具有及物性、而是创造性地生发着意义,导致话语自身的效果成为关注的对象并被理解,使叙事的优势得到充分而合法的张扬;沿循这一传统,叙事作为话语规则,取代着话语对象而成为各知识领域共同拥有的根据,逐渐被扩展至非文学领域;在变容中,叙事遂开始将理论也视为自己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逐渐叙事化,出现了叙事转向。处于非对象性智慧传统中的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可以扬弃性地从这一新范式中找到更新活力和与国际前沿有效对话的新生长点。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5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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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5)07-0133-07

       如一部2014年出版的国际著作所总结,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是理论。①理论,则正在国际前沿上展开着叙事转向的新景观——叙事不仅存在于小说或电影,而且已经进入包括理论在内的人文学术,导致比如“许多哲学家越来越指望小说能指导并加强他们的理论研究”②。何以会出现这样引人瞩目的转向?它是怎么从叙事这一原点逐步转向的?转向的前景及其对新世纪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一、起点

       让我们从叙事转向的起点说起。人与世界的三种逻辑关系,也符合文学发展的基本走向。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可以描述为人>世界,因为前者对模仿与机械整体性的追求,是笛卡儿理性主义思想在文学中的展开,后者对主观性的强调及对想象、灵感与天才等创作因素的张扬强化着主体性。到现实主义文学中,思想基础变为人=世界,再现意味着尽可能再次呈现世界。19世纪中期起的现代主义文学,与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内在呼应,思想基础进而变为人<世界,因为伴随日趋深刻的时代社会危机,人发现自己被抛入那个并不能被他一厢情愿掌控的世界,而充满虚无、荒谬的情绪,处于这种情绪中的卡夫卡及其后继作家们不得不运用象征对比、暗示联想、内心独白、时空交错等叙事技巧,不再天经地义视人为世界主宰或等同物,相反拙守以生存于世界之中而非之外的谦退姿态。例如意识流文学变叙事全聚焦视角为内聚焦,海明威进而运用叙述者少于人物之知的外聚焦视角,都发起着人从与者向受者的角色转换。后现代主义文学将叙事技巧发挥至极,有积极的诉求,像卡尔维诺倡导的轻盈诗学,便意在卸去过多的外在权力遮蔽,按阿伦特与哈维尔的看法,人去除权力的遮蔽才拥有记忆,被现代、后现代叙事复苏的记忆,没有改变而是深化着人对自己在世界中处境有限的自觉意识。上述轨迹十分明显:文学不断更新着对世界的合理认识,这一思想观念合法化的过程与文学开发自身叙事技巧的热情同步,离开了叙事技巧的多变与新变,文学不同于传统全知全能式作品的思想力量就难以被带出。这就是现代西方文学的叙事狂欢。也因此,叙事技巧在西方越来越被认为是可以教授的技术,2015年,三位西方学者合著的《写小说:叙事技艺指南》一书已出版至第九版,“写作工作坊”成为叙事技术操练性的谑称,③足以见出叙事在今天激发的广大兴趣。

       现代中国文学中也出现了叙事狂欢吗?回答是肯定的。在一些先锋小说家那里,“主体性”这一“小说叙述的本质”被浓墨重彩地提出来:故事“在此是被讲述的,在讲述中诞生并被讲述者任意改变”,总之,“小说就是讲故事,其重要部分不在于‘故事’,而在于‘讲’”④,因此可以公然远离读者期待而持一种“我没有把读者考虑进去”的创作立场,⑤展现出叙事的偏执,这种现象迄今仍在国内文坛上持续。叙事的这种同时存在于现代中西方的狂欢实践,很自然地引发了叙事学的相应理论反应。

       二、推进

       在叙事现代狂欢之际,叙事学从文学理论高度展开对叙事技巧的热心探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已敏锐触及艺术中事物与表现的关系,为之筚路蓝缕。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艺术的手法是“奇异化”,即把形式艰深化,增加感受的难度与时间,这明确将艺术涉及的事物与对该事物的表现手法作为两个问题区分开。法国叙事学家托多罗夫进一步将事物被表现的过程上升为叙事,在《叙事作为话语》等论文中发现叙事通过歪曲时间、连贯、交替与插入等手段行使对故事的叙述,在这种叙述中事件的本质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联系,因此他只把叙事当作话语,故事在他看来便是被叙事话语讲述出来之物。到另一位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那里,叙述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叙事学因素被分离出来,两分法进一步细化为三分法,故事和叙述只通过叙事存在。可见热奈特的关注中心还是叙事,他依次用时间、语体与语式三个范畴展开论述,与托多罗夫相似,也把研究重心放在叙事因素上。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产生出的国际性影响,也使荷兰叙事学家米克·巴尔沾溉。她区分出素材、故事与本文三个层次,其中故事乃“以某种方式对于素材的描绘”,素材基于“事件顺序”,故事则基于“事件被描绘的方式”,即从某特殊角度所作的编排,这对叙事自由的允诺无疑也是充分的。

       以上叙事学理论面对文学叙事、尤其是现代以来叙事技巧变局的共同反应是,文学中的故事即被讲述出来之事。从托多罗夫到热奈特再到米克·巴尔,叙事学都严格地区分了故事与叙事话语,华莱士·马丁总结道,把故事讲述出来必定要借助语言,因而谈论“前语言的故事材料”无意义,⑥故事是被语言即叙事话语表述出来的故事。托多罗夫把故事视为叙述性叙事语式的产物,热奈特也集中论述叙事与叙述,都说明了这点。叙事学的这种兴趣重心,与创作领域对叙事技巧的关心实可谓内在呼应。

       其实,叙事学的以上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已伏脉于古希腊柏拉图有关摹仿与叙述的著名划分中。柏拉图以为摹仿是纯粹在场,需对话与直接引语,叙述则是诗人自己带着立场与观点出面叙事,呈现为第三人称旁观与间接引语等。前者是人进入场域并观看到场内一切,后者则一面在场、一面又以叙事的形式想象、认识着自己的在场,这决定了叙事总具有一定程度的离场性,离场即由于反思态度的出现暂且将观看视点拉出了现场。由于反思是“人类特有的品性与成就”⑦,与反思相联系的叙事便是人类独有的能力,它与人的回忆能力有着联系,⑧“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是个人自我的观念,个人拥有自己的记忆和故事”。⑨这正是现代以来文学相信叙事技巧的革新有助于提升思想观念的原因。由此叙事学始终研究着叙事(讲故事)而不是故事,不觉得两者有需要分离的可能与值得分离的理由。现代思想的“语言论转向”背景解开了此中的深层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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