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哲学方面受决定论的影响，在文艺理论方面受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影响，以往的叙事学在结构或形式方面基本上局限于对因果—线性叙事规律的探讨，而忽视了对非线性叙事的研究。事实上，自20世纪以来的很多叙事作品都具有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如果不对非线性叙事现象进行实践考察和理论概括，我们就无法解释那些具有复杂结构的现代、后现代叙事作品，从而使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限于“失语”的尴尬境地。有感于此，笔者近年来聚焦于非线性叙事现象研究，并将其纳入由笔者首先提出的“空间叙事学”的理论体系之中。《试论作为空间叙事的主题—并置叙事》①一文，考察了一种因共同“主题”而把几条并无因果关联、在时间和空间上也可能相距甚远的叙事线索联系在一起的非线性叙事模式——“主题—并置叙事”。本文要考察的则是另一类非线性叙事现象：事件与事件之间仍然存在因果联系，但这些事件并不形成一个接一个的线性序列，而是在某个关节点上叙事的线条会产生“分岔”，并且“分岔”后的叙事线上还可能发生持续的“分岔”。借助于专门分析复杂性现象的混沌理论和分形几何，可将这种非线性叙事命名为“分形叙事”。以下即拟对分形叙事这一重要但还没有得到很好研究的叙事模式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一、世界的复杂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世界上。这种复杂性既与世界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也与我们自身存在的有限性和短暂性有关：空间是广阔无边的，而我们却只能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时间是绵延不尽的，而我们的生命却不足百年；世上的万事万物此消彼长、乱象纷呈，而我们的知识却总归是有限的……当然，我们也曾经以为世界是简单的，它只是受少量基本规则的支配。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有时会觉得世界是简单的，并不是世界的复杂性有所减少，而是我们对复杂的世界作了简单化的理解和处理。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复杂性”与“简单性”其实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对的、辩证的：作为一个系统呈现出来的世界确实是复杂的、混沌的，但构成这一系统的基本元素及其基本规律却又是简单的、明了的。因此，所谓的“复杂性”并不是空中楼阁，其说到底是由“简单性”组合或叠加而成的。欧阳莹之说得好：“根据业已在实验上充分证实的物理学理论，宇宙中所有为人们共知的稳定物质都由三种基本粒子通过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结合而成。在最基本层次上的这种同质性(homogeneity)和简单性(simplicity)表明：我们周围所能看到的事物表现出来的无限多样性(infinite diversity)和复杂性(complexity)只能是组合的结果。”②对一个系统而言，一般性的组合即可导致复杂性的产生，而多元素和大尺度的组合则产生高度的复杂性，“大尺度的组合特别能激起人们的兴趣，因为它产生了高度的复杂性和无限的可能性。亿万个原子结合成物质，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物质可以从固体转变为液体。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一个国民经济系统中，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从繁荣走向衰落。更一般地说，无数的个体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动态的、易变的、自适应的系统。虽然要对外界环境产生反应，但该系统的演化主要依照由其组分间的相互关系所产生的复杂的内部结构进行。在大尺度组合所产生的可能性之‘海洋’中，即使是我们最熟悉的一般理论所涉及的范围也仅仅像一艘‘船’。”③正是因为深刻体会到了简单元素的组合可以导致复杂系统的产生，所以美国作家爱伦·坡特别推崇他所谓的“小诗”，而认为“长诗”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对于像《失乐园》这样篇幅很长的诗歌作品，爱伦·坡写道：“如果我们认为这部伟大作品是诗的话，那么就只有把它看成仅仅是一系列的小诗……”④总之，“没有什么长诗，所谓长诗就是许多短诗的接续，然后给人一个整体印象”。⑤长诗如此，长篇小说又何尝不是。其实，一切篇幅较长的、复杂的文学作品的写作秘密就在于“组合”之中。这种组合机制，就像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群落往往是由四合院这一基本的建筑“单元”组合而成的一样。 近几十年来，复杂性问题日益引起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的关注。在物理学、生物学、数学、心理学乃至建筑学等领域，都产生了不少讨论复杂性问题的重要成果。但遗憾的是：复杂性问题却没有引起哲学界的重视。正如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所指出的：“无论在科学思想里，在认识论思想里，还是在哲学思想里，复杂性的问题现在仍然是不受重视的。当你们考察发生于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汉森、霍尔顿之中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认识论的重大辩论时，会发现主题都是关系到合理性、科学性、非科学性等等，而不涉及复杂性的问题。这些哲学家的出色的法国弟子们，想到复杂性没有出现在他们导师的论著中，因此就断定复杂性的问题是不存在的。”⑥由于没有哲学家的加盟，所以尽管人文学科领域的学者们也意识到了复杂性问题的存在，却并没有在这方面产生重大的理论成果。 就文学界而言，自20世纪以来，不少有创造力的作家倒是意识到了复杂性的存在，也确实写出了一些具有高度复杂性的叙事作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文学理论界却在这方面基本上没有作为。这种状况与建筑理论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建筑一向是各种社会思潮和理论趋势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至少在西方如此)，像著名的“现代”、“后现代”思潮，都是首先在建筑界吹起号角，然后才逐渐把影响扩展到其他文化领域的。就复杂性现象而言，建筑界不仅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高度复杂性的作品，而且在理论上也有所阐述。美国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罗伯特·文丘里在20世纪60年代就写出了《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提出了他的理论宣言：“我爱建筑的复杂和矛盾。……我说的复杂和矛盾的建筑是以包括艺术固有的经验在内的丰富而不定的现代经验为基础的。除建筑外，在任何领域中都承认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存在。如格德尔(G
del)在数学中对极限不一致的证明，艾略特对‘困难的’诗歌的分析和约瑟夫·亚尔勃斯(Joseph Albers)对绘画自相矛盾的性质的定义等”；“我认为意义的简明不如意义的丰富，功能既要含蓄也要明确。我喜欢‘两者兼顾’超过‘非此即彼’，我喜欢黑白的或者灰的而不喜欢非黑即白。一座出色的建筑应有多层含意和组合焦点：它的空间及其建筑要素会一箭双雕地既实用又有趣”。⑦文丘里对建筑复杂性的论述简洁、有力，且还对相关艺术现象中的复杂性问题有所涉及，故而《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在建筑界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