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文語境裏,“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指的是文學性質的系統研究和文學文本的分析方法。就後者而言,它更接近“文學批評”(literary criticism)這個術語。事實上,在當代西方文論前沿研究中,更爲通行的也是“批評”一語。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批評”不再是作品後面亦步亦趨的跟班,而煥然成爲引領一切人文學科前進方向的新銳標識,大有昔年舍我其誰第一哲學的王者氣派。就此而言,它就是“理論”。例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理論與批評指南》(2012)就交叉使用“理論”與“批評”,兩者在描述方式、描述對象上的差異幾無區分。哈澤德·亞當斯(Hazard Adams)等人一版再版的《柏拉圖以來的批評理論》選本,則是將“批評”作爲修飾詞加諸“理論”之上,其重心也還是在“批評”上。所以,現在的問題是,今人該怎樣提綱挈領,描述西方當代文學理論在過去半個世紀的大體面貌? 一、爲什麼是五副面孔? 將西方當代文論概括爲“五副面孔”(“法國理論”、文化研究、審美主義、性別批評、後殖民批評),靈感來自美國已故批評家卡林內斯庫(
,1934-2009)的《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一書。該書以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後現代主義爲審美現代性的五個側面,旁徵博引、追根溯源、深入淺出地論證美學和文學的現代性,應是繼古典主義、巴羅克、浪漫主義、象徵主義之後,續寫了一段人們或者可以叫做現代主義的當代批評史。 所謂審美現代性,按照卡林內斯庫的分析,是相對資產階級的制度現代性而言;更具體地説,是對制度現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文化現代性”和“文學現代性”是它的另外兩個名稱。以現代性即是此時此刻當下都市審美體驗的波德萊爾(C.P.Baudelaire,1821-1867),是它最好的理論家和實踐家。審美現代性厭惡中產階級的價值標準,從反叛、無政府、天啓哲學到自我流放,表達厭惡的手段無所不及,表現了強烈的否定激情,是對資產階級現代性的公開拒斥。至此,人們可以發現,這個審美現代性與今天的“後現代性”非常相似。作者開篇就説: 過去的大致一百五十年間,諸如“現代”、“現代性’和更晚近的“現代主義”一類術語,加上一系列相關概念,皆被用於藝術與文學文本,以傳達一種與日俱增的強烈的歷史相對主義意識。這個相對主義本身是傳統的一種批評形式。從現代性的角度來看,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它,藝術家同中規中矩的過去以及它那些一成不變的規章,是割斷了聯繫;傳統在法理上已無權給他提供模仿範本,或指明前進方向。①現代性被用於藝術與文學文本,其鋒芒所向在很大程度上正可以呼應日後被叫做後現代的文化批判。 其實,這五副面孔是不是“現代性”的面貌特徵,無關緊要。誠如卡林內斯庫所言,“現代性”可以有多副面孔,也可以衹有一副面孔,或者乾脆一副面孔也沒有。具體來看,就現代主義而言,是19-20世紀之交的產物;它並不號稱忠於歷史,它忠於當下鮮活的個人經驗。就先鋒派而言,在19世紀,“先鋒派”的概念衹是現代性的一種激進化的、高度烏托邦的説法,無論是政治上還是文化上。對於“頹廢”和“媚俗”這兩個當代美學多作負面理解的概念,卡林內斯庫指出,頹廢的由來是人們總是感慨今不如昔,總是緬懷一個多半是子虛烏有的“黃金時代”;頹廢意味着沒落、腐敗,世界末日正在來臨,可是新的生命正孕育在這個過程當中;至於媚俗,無論貴賤’在社會學和心理學上,它都是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所以,衹有深入分析構成中產階級心智特徵的那一特有的享樂主義,才能理解媚俗藝術的本性。 “現代性”的最後一副面孔是“後現代主義”。這副姍姍來遲、後來居上的新面孔,並非是先鋒派的餘緒,而是與先鋒派背道而馳。卡林內斯庫給“後現代主義”的定位是,它最早用於文學是20世紀40年代,表示對艾略特(T.S.Eliot,1888-1965)等人的現代主義的反動。詩歌上它包括“黑山派”詩人如奧爾森(C.Olson,1910-1970)、“垮掉派”詩人如金斯堡(A.Ginsbergt,1926-1997)、“舊金山文藝復興派”代表人物如斯奈德(Gary Snyder)、“紐約派”成員如阿什貝利(John Ashbery)。小説上則有巴斯(John Barth)、品欽(Thomas Pynchon)、加迪斯(W.Gaddist,1922-1998)、庫弗(Robert Coover)等一應人衆。在這個名單中,不少人其實也是當年現代派文學的中堅人物。再追溯上去,貝克特(S.Beckett,1906-1989)、喬伊斯(J.Joyce,1882-1941),乃至博爾赫斯(J.L.Borgest,1899-1986)、納博科夫(V.Nabokovt,1899-1977),也都當仁不讓成了後現代主義的先驅人物。這些原本是現代主義的經典人物,在“先鋒”、“頹廢”、“媚俗”之中遊刃有餘、斡旋其中!這樣來看,現代性的文學、美學、文化內涵,是否更像是一種家族相似的集合?或者説,儘管現代性的面孔形形色色,終究在後現代主義中殊途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