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文艺学研究的几点浅见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春青(1955-),男,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学,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5 王修华 唐山师专中文系,唐山 063000

原文出处: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20年来我国的文艺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根本上完成了观念的转变。但由于长久的文化积习以及社会历史语境的制约,我们的文艺学还没有真正走出作为意识形态之附庸的困境。这主要表现在研究者们热衷于通过文艺学研究宣传某种观念、追求某种效果,而不大注重研究方法的建设与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这是当前文艺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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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01-0109-07

      20年来我国文艺学研究毫无疑问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时值世纪之交,如何总结经验和教训,以求获取更大的成绩,是我们每一个文艺学研究者所应深思的。

      一

      如果说我们20年来的成绩是辉煌的,那么其中最令人振奋的要算是观念的转变了。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研究进展的步伐与整个思想文化界的思想解放进程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学研究所取得的每一项真正有价值的成就都在某种程度上表征着思想解放的力度。换言之,思想解放不仅是推进文艺学研究的强大动力与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且还是它的内在意蕴与价值依据。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打破禁区,不断重新评估各种价值,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这都为文艺学研究向纵深推进提供了一种极为有利,同时又具有某种引导性的文化语境。在这一语境之中,文艺学研究在根本观念上完成了自己的转变。而且,文艺学观念的每一项转变又常常反过来激发、促动或者深化着整个思想领域的观念革新。可以说,在这20年间,我们的文艺学研究与整个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处于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之中。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其一、文学向自身还原。这种还原并不意味着文学本身一下子由非文学(异化的文学)变成了真正的文学,而是说,在关于文学的理论话语中,要求文学成为它自身。80年代前期,在文学价值观念上对工具主义的否弃以及对文学自身独特性的呼唤;在研究视角与方法论上的努力探索与积极尝试,都无可辩驳地证明着文学观念的根本性转变。1985年的“方法热”其真正意义其实并不在于(或者主要不在)方法本身,而在于对旧的,即“左”的文学观念的彻底颠覆。甚至90年代以来渐渐为我国文艺学界所关注的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其主要价值,就其现实的实现而言,也不在具体的方法操作方面,而是在对根深蒂固的旧观念的廓清上。无论是将文学视为人类的精神家园从而极力美化讴歌,还是将文学当成某些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录从而标榜“原生态”,抑或是将文学看作按一定规则进行的叙事游戏而放弃本质的追问,其意义都不在于谁真正揭示了文学的“奥秘”或“终极意义”,而在于表明了一种主体态度:对人生价值或云“活法儿”的理解。文学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人的观念的转变。这种人的观念的转变根本上是提出一种要求或呼吁——人要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兴趣活着,而不是像先前那样按照某种凌驾于个体生命存在之上的意志整齐划一地活着。因此,文学向自身还原的观念乃是以人向自身的还原为底蕴的。

      其二、研究领域空前拓展。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研究禁区被逐个打破,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涉足的了。这是观念变化的又一个明显标志。20年间,几乎所有与文学有关的问题都被提及。人们尝试从各种不同角度对文学现象进行观察,研究的“工作面”越来越宽了。文学上无禁区——这种观念后面也隐含着一种深层需求:人们在精神或思想的领域中应该享有绝对的自由。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与向往既是新时期以来知识阶层在整个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大合唱的基调,又是文艺学研究领域空前拓宽的主要原因。知识分子们都怀着同样一种挥之不去的信念:人应该享有言论的自由——在政治生活中是如此,在学术领域中就更应该是如此。

      其三、各种观点同时并存。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多元化”。就目前来看,众多的研究者的确各持己见,互不统属。保守的、激进的;人文主义的、科学主义的;民族的、西化的,林林总总、多极并存。这本身即显示着一种研究的深化与进步。这种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众声喧哗”毫无疑问也表征着知识界在整个精神文化方面的普遍要求。

      观念的转变当然有多方面的表现,这里不过是摄其要而言之。一种学术的进步无疑应以观念的转变为其先导,然而仅仅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也还远远不够。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学研究凭借特定的文化社会语境,在思想解放的大合唱中独领风骚、出尽风头,但倘若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我们的文艺学研究除了根本观念的更新之外,也就没有剩下多少值得夸耀的实绩了。尤其是在基本理论建设方面远远比不上观念的进步,如果说这种现象的暂时出现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然的,那么如果长此以往,研究者总是满足于追求观念上的趋新,则这门学科的前途就值得忧虑了。

      二

      如前所述,20年来文艺学研究最大的成绩是在价值观念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工具主义的文学功用论与以机械反映论为基础的文学生成论被彻底抛弃了。也许是因为这一成绩对我们来说太辉煌了,以至于研究者们长久地流连于价值观的变更与趋新的层面而不肯离去。大家似乎忘了观念的改变对于一门学科的建设而言不过是进入新阶段的开始,更繁重、更有意义的工作还在后面。方法的建设与应用才是应花费更多力气的事情,因为只有研究方法通过具体应用而真正确立起来之后,有价值的文学观念才能得以贯彻,才能最终成为具有普适性的话语系统。

      或许有人会问,早在1985年就“方法热”了,怎能说我们没有进行方法建设呢?我以为,1985年的“方法热”不过是在极浅的层次上进行的概念转换游戏——将大家熟悉的问题与结论用大家不熟悉的概念重新叙述一过。“方法热”的价值当然不容忽视,但这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于旧的话语体系的冲击方面,就是说,还是在观念的更新上,至于其于方法建设的意义与价值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不予信,那就请反省一下,有那些方法被确立起来,至今还有人运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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