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0 政治文化，无论在政治学还是社会学，乃至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向是一个纳之皆可又独立成章的学科研究体系，以至于很多学者常常不知该如何划分它与其他学科的边界。近年来，全球政治环境变动加快、文化碰撞加剧、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辩论站到国内治理和国际关系最前台，使得政治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政权和制度体系提升治理绩效、增进社会和谐时必须重视和考虑的关键内容，研究政治必涉政治文化，这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出现大幅复兴，而国外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和多元程度又远超国内。 2013～2014年显然是全球政治发展不平凡的时期，也是国外政治文化研究不平凡的年度。美国弗格森枪击案、香港“占中”运动、美国两党中期选举、中东地区新战略新局势、中国强力反腐行动、俄罗斯经济失衡、欧洲一体化新格局和欧元暴跌等，但凡在某一地区发生的大事，瞬间都获得全球关注和热议，而各事件背后体现的政治文化元素在本年度的国外政治文化研究中尽数体现。本文立足以往的研究，①梳理2013～2014年国外政治文化的研究情况，在此基础上评述总结其研究前沿，思考未来研究的突破方向。 一、2013～2014年国外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与主要领域 2013～2014年国外政治文化成果大体分为著作、学术论文和大型调查数据库三类。本文对2013～2014年国外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综述主要是基于这一时期国际权威性学术刊物刊发的论文、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知名出版社推介的著作、芝加哥几所图书馆馆内以政治文化为主题词的3447项相关馆藏和电子资源，以及几个大型世界性调查的公开性数据网站的研究介绍。其中，论文样本主要来源于美国政治学会出版的刊物《政治学与政治》(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美国政治科学与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政治论丛》(Perspectives on Politics)、贤哲(SAGE)出版公司出版的刊物《美国政治研究》(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政治观点》(Political Opinion)学刊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英国政治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著作方面，笔者以2013～2014年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出版社、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CRC出版社、心理学出版社(Psychology Press)、加兰科学(Garland Science)出版社和地球瞭望(Earthscan)出版社等六家出版社2013～2014年联合新书目的政治学部分为线索，查阅了以英文出版的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另外，前面提到美国政治学会出版的季刊《政治论丛》有一个固定的书评栏目，分量较大，约占该刊1/3篇幅，每期推出对20部左右各国新近出版的政治学专著的评论。笔者撰写本部分介绍时，也查阅了《政治论丛》的书评。 2013～2014年，就研究者的人数和出版物的数量而言，国外政治文化的规模与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史等政治学传统分支领域相比依然较小。在这个相对较小的领域中，研究者又以美英学者占主导，其他国家地区学者的成果相对分散。就研究领域而言，这一时期的国外政治文化研究可以分为政治文化的具体内容研究、历史研究和关系研究。 1.政治文化的内容研究 政治文化的内容研究，即指研究特定政治文化或政治文化中的特定内容，既可以按照情感、态度、价值的维度划分，也可以按照民主精神、政治民意、政治社会化、政治态度、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等具体内容划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也有少量侧重于从理论视角探讨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如时隔几载又于2014年再版的英国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学者艾哈迈德(S.Ahmed)的专著《政治文化的情感之维》②，又如政治意识形态哲学研究的代表之一布洛克的专著《马基雅维利在美国》③，但这一时期纯粹理论研究政治文化的学者已越来越少，更多的是结合现实政治问题的考量。 (1)政治意识形态 政治意识形态是政治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国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如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种族社会学副教授休伊(Matthew W.Hughey)和维克弗斯特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助理教授帕克斯(G.S.Parks)的合著《右派的错误：奥巴马时代的语言、种族和共和党》④一书中指出，尽管在2008年大选后，媒体大肆宣扬美国已经进入后种族时代，但隐性种族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根深蒂固。他们从修辞优势、与种族有关的两党制演变史、针对种族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研究，以及被政治右派利用和操控的种族恐惧、编码术语和隐性种族主义，分析了政治右派及其反对奥巴马的立场，认为种族意识形态超越了政治和政策。另有北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Noah Texas)学者松林(T.Matsubayashi)在其论文《政治家能塑造民意吗？》⑤中，考察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政治态度的影响。通过美国国家选举研究1956～2004年之间的数据验证表明，现任代表们确实往特定方向上引导了选民的意见，而且对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他们信息的选民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2)政治态度 加州圣迭戈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UCSD)研究国际关系的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认知革命与精英决策的政治心理学》⑥的论文，通过美国和朝鲜之间进行危机谈判的一个例子研究政治决策者政治态度的重要意义。西北大学中东研究助理教授皮尔曼(W.Peadman)的论文《阿拉伯崛起的情感和微观基础》⑦，论证了一个以感情为关注点的有关政治态度的微观基础理论，认为恐惧、伤心以及羞耻等感情滋生了悲观的评估、对风险的厌恶以及较低的控制感，使得个体会优先考虑安全感并顺从政治环境，即使这样做违背那些崇高的价值。
